來源：價值中國 作者：閻雨
企業的終極目標就是禪的本義自利利他。其實，商與禪，并不矛盾，恰恰他們卻有著內在的統一。
有千年文化積淀、以明心見性為要旨的禪，蘊含著生生不息的管理智慧。
管理不僅是對物和數的管理，其上乘境界則是對心的管理。禪與管理，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心同體。
管理的法門林林總總，但是最根本的莫過于管理人心。有千年文化積淀、以明心見性為要旨的禪，蘊含著生生不息的管理智慧。筆者試圖從管理學的角度考察禪宗千年不滅的原因以及禪的管理思想，以期為當前正面臨著管理瓶頸的中國企業，提供可供借鑒的管理之“道”。
禪法自傳入東土，遭遇過一系列的挫折，其他宗教或宗派早已湮滅，如塵煙散去，歷盡劫數的禪宗為何兩千年不滅，反而生生不息，日益繁衍興盛？
反觀全球的企業，生生死死，浮浮沉沉，中國的企業更是亂象叢生，朝聞暮死，能夠風云百年的企業，可以說是寥若星辰。企業的曇花一現與禪宗的一開千年相比較，同樣是組織，企業如何能獲得持續的生命能量，走出短命的周期，實現基業長青的夙愿？
禪為何生生不滅
禪是從佛教中獨立發展起來的。從東漢桓帝年間印度禪法傳入中國，到六祖慧能將其徹底中國化，中間經歷一系列的挫折，但最終能夠幸存并在中國乃至東亞遍地開花，并將其思想的精華融入到中華主體文明之中，原因在于：（1）禪關注人的靈魂；（2）禪宗能夠在思想上融合自新；（3）禪宗靈活的本土適應性及有效的組織管理手段。
（1）心性的管理縱觀世界上的組織，但凡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組織大多是創造精神產品的。因為人精神上的需求是永恒不變的。禪宗是關照人心的，因而它才能具有超越時空界限的不竭生命力。而一般的企業是生產物質或準物質（物質承載的簡單文化產品）產品的，物質的局限性就注定了其自身的短暫性。隨著世易時移、技術的發展、風俗的變遷，生產出的物質產品很容易被淘汰出局，其壽命往往也因此無常。只有當物質產品中附著了精神內核的時候，其產品才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推陳出新。而那些能夠維持數百年的老牌企業，無不在其產品中凝聚著豐富的文化內涵，雖然名義上是在經營物質產品，但實際上物質產品只是其理念和精神的一個載體。
探究、研習禪宗和企業管理，比較兩類組織的特質，會越來越發現，彼此的緣起，就是佛家講的心性。
禪，蘊含著所有組織發展的真諦，禪里包涵著企業管理最深邃的境界、實用的經營策略和系統的商業倫理。企業的終極目標就是禪的本義自利利他。
自利利他，這就是禪的本義。
什么是市場？市場就是好壞由別人說了算、不由你自己說了算的制度。市場的基本邏輯是：如果一個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須首先使別人幸福。市場的這一邏輯把個人對財富和幸福的追求轉化為創造社會財富和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
其實，商與禪，并不矛盾，恰恰他們卻有著內在的統一。
（2）融合自新
印度禪法在東漢桓帝時期由安息僧人安世高傳入中國。要義有四，即數息、相隨、止、觀。
大致到了520年或527年，菩提達摩從南印度到達北魏后，在少室山“壁觀”九年，演化禪法，精要是“安靜而止息雜慮”，倡“藉教悟宗”，“安心符道”，促使禪由“心注一境”向“心境泯然”的方向發展。這是禪的第一次變革，也是本土化的肇始，但從本質而言，與印度禪別無二致，只不過是形式有所簡化。
達摩在中國首傳禪法，被尊為初祖，后傳法于“二祖”慧可，后“六祖”慧能由“藉教悟宗”發展為“藉師自悟”，從有賴于佛之經教，發展到張揚人的主體，倡導頓悟心性、不立文字，強調即心即佛。
胡適認為這是一場革命，是中國僧人把印度程序森嚴的禪法一棍子打倒，徹底推翻。
說這是思想革命，其實并不盡然。由于不識字，慧能擺脫了佛家經、律、論的條條框框，充分發揮智慧的想象和洞察的銳力，提出直指人心，即心即佛，使得禪宗修行方式煥然一新。其實他的思想并非打倒佛教思想，而是有繼承，有發展，因他吸取了印度大乘空宗和大乘有宗的思想，又結合了我國儒家傳統的人性論學說與玄學的思想，才徹底完成禪的本土化，使其成為一個以佛教為本位而又融攝了儒道思想的三教合一的宗派。正是禪宗的融合貫通，使他擺脫了普通宗教的局限性，從而超越宗教，進入了海闊天空的新境界。
多元融合使禪宗把中國的道家文化融入到禪法，改印度禪的漸悟為中國禪的頓悟，同時將儒家“仁”愛的思想和價值、道德、社會、家庭倫理融入其中，使禪完成了本土化的融攝，此時的禪，只不過借用其稱謂而已，靈魂和精神已完全升華，正是這樣的跨文化管理的升華使其完全適應了中國的文化取向和偏好，又因為“雜交優勢”，獲得了全新的文化動力。
（3）農禪合一
禪宗也建立了叢林清規，尤其是百丈懷海建立的農禪制度，強調“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脫離了世俗供養，把禪宗的僧團修持與生活方式同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結合起來，“一缽即生涯，隨緣度歲華”，與中國的封建社會結構也進一步地協調起來，從而完成了它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部“中國化”，由單純度人的菩薩道理想，變成了自度度人的現實哲學，并因此而獲得生命力。“農禪”的創舉，使禪宗最終得以完全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構成禪宗乃至于以后中國佛教的一個最富積極意義的特色。
正是農禪制度改變了印度禪僧的單一供養制度。中國禪院把農耕作為禪修，創建了自給自足的經濟持續發展模式，改變原有的物質基礎，減輕了社會和國家的負擔，避免了經濟沖突，在各種“法難”中，能得以獨善其身。這是中國禪在制度管理方面的一大智慧，即要首先找到解決組織存續的經濟發展模式。
至此，中國禪通過對印度禪精神內核的中國化改造以及農禪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礎和物質基礎，為自身的生存發展開辟了廣闊空間。
此外，還通過清規戒律和“六和敬”等組織管理手段，促使組織成員自我覺醒和自我管理，實現止惡修善、完善個人修養和道德價值，完成組織承續和發展的軟件建設，使禪的組織能夠和合有序，健康穩健，從而為禪的精神創造和發展提供了組織上和物質上的保障。
自利利他商禪一體
中國一貫有“以佛治心”的認知。為什么佛可以治心呢？因為禪可以幫我們找回原本清澈的心性。
禪宗認為“即心是佛”、“見性成佛”，佛就在人心中，關鍵在于人是否能夠領悟。海天禪寺主持見庸法師對此解讀如是：性就是心性，心性是常駐的，是無量光，無量壽，永不斷滅。
為使眾僧有更多的悟道機緣，禪宗提倡多種“悟道”方法。
此外，禪宗的修行過程，也是一個戒定慧的過程，因此也是一個行為和思想高度合一的過程。人的日常行為和生活都是修行的一部分，即入世修行。
日本德川時代的一位著名僧人鈴木正三也曾經指出，佛教修行不專在于懺悔、祈禱，而在于竭盡心智從事勞動而不懈怠。他提倡“入世修行”、“工作修行”和“職業修行”，就是要世人誠心為政，農人實意耕作，工人努力做工，商人責己經商。
這就是禪對管理的價值：即心即佛，對于企業而言，也可以說是即商即佛，即商即禪。心靈指引價值取向，價值取向決定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指導人的行為。
即商即禪，本人把它理解為：商禪。
商禪對于現代社會中由于倫理學被剝離而導致的精神貧困，是一副很好的消毒劑。
阿馬蒂亞·森曾經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中說：“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
經濟學家茅與軾也指出：“道德比法律重要10倍，維持法律的成本很高，所以道德約束從成本效果的經濟分析角度來看，是最合算、最有效的保持社會秩序和個人幸福的措施。”
關于倫理和文化對社會的作用，馬克斯·韋伯認為，在人類歷史的演進和社會變遷所揭示的社會生活的理性化過程中，人類的行為由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西方社會的經濟理性化并不是一個自行延續的過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人的態度和氣質方面需要有急劇突破和飛躍，韋伯認為，完成這一態度和氣質領域內的突破和飛躍的主要動因，是經過改革的宗教意識。具體地說，這一動因就是歐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爾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義的邏輯和心理所產生的“世俗禁欲主義精神”。
馬克斯·韋伯的研究成果啟迪我們，社會的發展，制度的變革都是以文化和思想的突破、創新、變革為基礎。那么禪宗給我們帶來的思想變革，將直接推動、更新我們的商業理念和商業行為。
禪是文化精神，商是經濟行為。對于經濟而言，最重要的莫過于誠信，所有經濟模式都是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誠信坍塌，經濟也必然崩潰。誠信不僅是經濟的基礎，還是經濟的動力。
文化精神為經濟行為主體提供明確的價值參照系，不同傳統文化背景下的人群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活動取向；文化精神往往構成社會行為主體從事經濟社會活動的內在動力，為他們提供克服困難、解決疑難、忍受勞苦的心理暗示與信念支撐。因此，文化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影響，是通過經濟主體內在的價值理性認同過程和外在行為習慣重復過程實現的，是自覺自愿的無形的內化過程。
所以，禪的管理思想可以直接促進誠信經濟，在相關戒律中就有著豐富的“誠信”內涵，比如“止惡從善”，增進個體道德，進而趨向解脫。從現代經濟倫理的角度而言，一個修行人對于戒律的持守，將作為一種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誠信）資源”介入經濟生活，從而有利于整個社會形成良性的交易倫理。
京瓷創始人稻盛和夫被稱為“經營之圣”，他用了50年的時間，倡導和實踐他的做人和經營哲學“自利利他”。自利是人的本性，沒有自利，人就是去了生存的基礎。同時，利他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沒有利他，人生和事業就會失去平衡并最終導致失敗。總結稻盛和夫的哲學，就是這樣的8個字：自利則生，利他則久。
空靈至上禪的管理哲學
“明心見性”，“明心”就是無煩惱的清凈心，“見性”就是見到與佛無二無別的佛性。禪以“自性是佛”為主軸提倡“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的頓悟法門。
人性本凈，只因被妄念的浮云所蓋而不能自悟；一旦妄念俱滅，頓見真如本性，則心離煩惱之系縛，通達無礙的自在。
自在，是一種精神境界，是一種心理成熟，是內心流出的一種天然自信和對周邊事物的輕松把握，這是一種空靈的境界。
一個自在的人，能辯證地認識現在，能積極地展望未來，能清楚地認識自我，有一種對人生徹悟之后的精神自由，是“聚散皆是緣”的達觀，有“提起放下”的超然，還有“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從容。
這種“平常心即是道”的自在心境，若非禪修是很難真正把握和體征得到的。
要達到這一“空靈”的境界，關鍵是要使心空，心空才能氣和。出生不久的嬰兒的心是空的，不是什么都不要，而是吃飽了、喝足了、睡夠了，就不牽掛在自己的心上，即“無所住”。隨著年齡的增長，發育的完善、感覺器官功能的成熟，在世俗社會中，各種各樣的誘惑通過人的感覺器官反映到“心”上，被喜怒哀樂占滿自己的心田，使心無法平靜。通過適當的方法進行修持，可去除心的貪欲，回歸到心平氣和、渾沌純樸、胸襟坦蕩的精神空靈境界。
“觸類是道”禪法，強調人在禪修生活中的任何行為都是佛道的自然流露。“即事而真”禪法，主張在禪修時從個別的事象中去體悟真理。前者是從理看事，后者是從事看理，通過不同途徑，達到理事圓融的境界。
辯證不偏、空靈自然的圓融智慧使我們運用輕重緩急、利弊得失、提起放下等理論指導自己，順從自然規律、社會規律、心理規律，正確判斷、處理一切事與物。因而看問題深刻、透徹、準確，說話得體、思維敏捷、行為積極。
禪像一盞明燈，點亮陰暗的心靈、啟迪迷惑的智慧，使人更自在、更安寧、更智慧，面對大千世界與漫漫人生，用輕盈而堅實的步伐，走向自在、充實與圓滿的幸福境界。
我們參考禪宗修行的方法，與企業管理結合起來，借鑒前人的經驗、教訓、轉化為自己的智慧，然后再用于管理實踐。
管理不僅是對物和數的管理，其上乘境界則是對心的管理。禪與管理，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心同體，正如《阿含經》所言：“四河入海，同一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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