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東堂策
用人和用錢，是管理工作的杠桿，也是權力的核心內容。一個單位不能實行法治化管理的表現很多，但其核心表現就是上級不能依法行使人權和財權，下級也常常把不能實行法治化管理的責任歸咎于上級不依法用權上。不依法用權，貌似造成不能實行法治化管理的根本原因，但果真如此嗎？有沒有一種情況：上級依法用權卻沒有實現法治化管理呢？有的同志或許會持否定態度，這里不妨舉個例子。
我工作過的一個單位，用人是唯才是舉，用人的制度流程是：基層推薦、機關審查、領導集體開會研究。整個一套用人制度很規范，監督也很到位，制度執行也沒有什么問題，但當十多個名字拿到會議上研究后，結果有時會出人意料，甚至引起底下一片嘩然，偶爾還會引發告狀問題。此種情況下，誰敢說領導不是依法用權？誰又敢說這就是法治化管理？可能有同志會說：“只要領導按照下面的想法把真正有本事的人用起來就可以實現法制化管理了”，關鍵是，如果領導按照下面的想法來用人，那還叫依法用權嗎？其實，從這個例子中我們不難看出，導致問題出現尷尬局面的原因很簡單：人才標準不量化。
人才標準不量化其實就是用人制度不量化，制度不量化極易導致權力人物化或權力崗位化。如同剛才的例子，由于人才標準不量化，那么領導在用人時就會按照的自己的標準評定人才和作決定。領導按照自己的標準評定人才和作決定，本質就是人治，但這種人治又是符合用人制度規定的，這種狀態就是常被眾人忽略的“人治合法化”問題。在人治合法化狀態下，領導可以在法制框架內按照自己意愿和想法辦事，這時我們就會發現領導手頭權力很大。當權力掌握在人的手里時，其本質就是權力人物化或權力崗位化。權力人物化或權力崗位化是法治化管理的根本障礙。所以，要實現法治化管理，最根本的出路就是要消除權力人物化或權力崗位化問題。
如何消除權力人物化或權力崗位化呢？習近平同志在黨的第十八屆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提出一個觀點：“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許多人常把這一觀點理解為“依法用權”。什么叫“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就是要把權力融合到法制中使“權”與“法”融為一體，而不能讓它像老虎一樣從法制里蹦出來而單獨存在。我們常講“依法用權”，其實就是權力已經脫離法制單獨存在。從此角度講，依法用權恰恰是人治的核心特征。權力一旦脫離法制單獨存在，結果就是權力人物化或權力崗位化，而將權力與法制融為一體則是權力法制化。可能大家很難理解權力人物化、權力崗位化與權力法制化之間的區別，舉個例子，比如用人上，權力人物化或權力崗位化的結果是“想用誰就用誰，領導說了算”，而權力法制化的結果是“該用誰就用誰，法制說了算”。例如，某個大型超市規定：“營業部經理空缺時，由上一年度銷售業績最高的售貨員自動接任，其若主動放棄或已經離職，則由銷售業績排名第二的售貨員自動接任，如此類推”（暫且不論此規定是否嚴謹），這個時候，如果你是超市老板，如果售貨員都知道這個規定，你敢違反規定擅自改變用人嗎？這就是權力法制化。
綜上所述，要實現法制化管理，最關鍵的就是要對法規制度進行科學的量化設計，切實消除法規制度中的人治空間，從而達到消除權力人物化或權力崗位化的目的。消除權力人物化或權力崗位化之后，人治合法化的問題就不復存在，“依法用權”問題就能有效回避。然而，目前許多組織特別是企業，在法制設計上都是原則性的條款多，量化性的規定少，最終導致法制中留有很大的人治空間。有的甚至還設計出許多非常不合理的制度條款，比如，有的單位在規定某個崗位的職責任務時，先羅列七八項職責條款，最后加上一句“完成領導賦予的其他工作任務”，這就導致該崗位的職責任務被無限放大，領導的權力也順帶被無限放大，這樣的單位能不進入人治管理狀態嗎？
有同志或許會認為：“如果對法制進行量化設計，會導致法制過于繁瑣而不易執行”。其實，只要法規制度關切到人的利益，只要人們能在法規制度上看到個人的發展希望，再繁瑣的法規制度也會被所有人牢牢記住并堅決地執行。
古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法制作為管理的基本工具，要做好管理工作，就必須對法規制度進行精雕細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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