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開始研究企業跨境并購問題，2008年得出結果，認為中國企業為提高企業競爭力，應該主要向發達國家和地區進行跨境并購。實證研究提出中國企業在逆向跨境并購的3-5年，應整體上表現出提升企業競爭力的效果。
從2007到2016年間，中國企業跨境并購規模增長迅速。從數據中我們發現，中國企業積極參與海外投資并購開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這可能是由于隨著2007年中國股票市場出現“牛市”，資產溢價明顯，然而幾乎同時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逐漸出現，加上2010年歐債危機，出現了良好跨境并購機會。而在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上市公司股價并未受到明顯負面影響。因此，中國上市公司充分利用國際資產價格低位的機會，開展海外并購，獲得國外優質資產。在2013-2015 年之后的幾年中，中國資本出海投資并購的交易數量已經開始出現了明顯的增長，到海外去收購優質資產成了中國企業家們十分關心的話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并購在2016 年達到了歷史性的高點，其中中國化工出價469億美元收購瑞士農業化工和種子巨頭先正達，成為中國目前金額最高的海外收購項目。
中國上市公司境外并購目的地分布，我們北美和歐洲等發達國家是并購的主要目的地國家，新加坡、日本、韓國等亞洲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也是主要目的地。發展中國家的并購案例僅占樣本期內的7.1%（26個），也說明了針對發達國家的逆向并購是中國企業跨境并購的主要方式。
進行并購的行業主要是制造業，高新技術行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和資源類行業。這也再次驗證了尋求技術資源、知識資源、自然資源等戰略資源是中國企業境外并購的主要動機，而發達國家是技術資源和知識資源的主要集中地。
2017年，我與合作者（徐慧琳）繼續對這個命題進行討論。我們發現在中國企業逆向并購3年內，還沒有明顯證據表明企業競爭力得到了提高。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企業缺乏逆向并購和整合的經驗，導致并購后的整合效果不佳。因此，我們進一步分析了整合效果不好的原因，發現制度因素（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對整合效果有明顯影響，并得出了它們之間的作用關系，結果顯示：首先，正式制度距離的系數為負卻不顯著，文化差異系數為負顯著，說明兩國間文化差異越大，對并購后績效負面影響越大。第二，技術制度指數- 全球創新指數顯著為正，這說明選擇在創新豐富度和創造新知識能力高的東道國并購，增加了中國企業獲得知識和技術溢出的可能性，顯著提高中國企業跨境并購經營績效，獲得更好的協同效應。第三，吸收能力正向調節技術制度的正向作用，促進跨境并購后對目標公司技術吸收，獲得更高經營效益。
本文2017年11月25日在2017《中國工業經濟》青年學者論壇暨“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前沿問題”研討會宣讀。作者：鄭磊；戰略與資本市場資深專家，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荷蘭maastricht管理學院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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