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價值中國 作者：梅新育，國家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北京郵電大學兼職客座教授
每逢大選，美國各路政客就總愛拿中國說事，這本來是至少二三十年來美國競選的固定戲碼，只要我們自己有定力，就不用過分擔心他們能咬傷我們。
但如果我們把誤解和國內的一些紛爭帶入對外事務，那么就有可能損害我們自己的利益，給在一線沖鋒陷陣開拓國際市場的中國企業造成別人所無法造成的損傷。
看到這回“希拉里政治獻金”風波中一批中國企業和機構“躺槍”，中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時做了一些必要的、以前長期苦于不得其門而入的的公關工作與東道國政界交往，卻被不少讀者、網友視為過錯，我不能不感到幾分擔心。
這場風波起于震撼美國政壇的“民主黨郵件門”，和美國國稅局應一批共和黨議員要求調查克林頓基金會。社交媒體傳出消息，稱大批外國政府和商業機構向克林頓基金會獻金，阿里巴巴、壹基金、中國女權理事會、鴻海集團等中國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名列其中，頓時引發廣泛關注。
筆者也通過克林頓基金會官網，在捐助者一欄，查到了中國數家企業列入其中。
當我把這條消息發上微博，底下的評論卻令人亦喜亦憂。
所喜者，中國企業在美國市場掌握購買政治權力的美國游戲規則了，我們為此期待、努力了多少年��！
所憂者，捐款太集中于希拉里一方，顯然對床破潛力判斷失誤，而且只押注一方，……"
始料不及的是，從跟帖的評論來看，不少網友顯然是把這當作絕對的壞事，還聲明要抵制阿里巴巴，壹基金成為另外一個熱點。
從這些評論來看，一些網友可能混淆了國內事務與對外事務的界限，有損我們自己的利益。美國是中國數一數二的重要貿易伙伴，這一事實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改變。如果這些被證明是事實，中國企業掌握入鄉隨俗與東道國政界打交道的藝術是好事，因國內政治爭論影響開拓海外市場是錯誤的。
至于壹基金，它應該有權如同其它眾多慈善基金一樣與克林頓基金合作，國內爭議是另一回事。
我反對在中國國內引進美國這套體制，因為這套體制問題很大；但中國企業去美國市場的任務是，想方設法站住腳、打開市場、掙錢，為此必須適應、掌握運用美國這套體制為自己的目標服務，他們打開美國市場多掙錢就是最好地服務于中國國家利益和中國體制。對此，我們要有冷峻、清醒的認識。
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和第一大出口國，我們很多產品產量占世界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八十，打開國際市場的成效關系到中國經濟能否穩定可持續發展。
同樣眾所周知的是，中國是二十多年來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最大的受害者，為此，我們長久以來一直主張努力在東道國構建反貿易保護主義統一戰線，其中與東道國政界人士搞好關系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現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突飛猛進，又發起了“一帶一路”計劃，與包括政界在內的東道國社會的公共關系重要性更加凸顯。
從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成功的跨國公司在經營東道國公共關系方面往往布局甚早，著眼長遠。
在前幾年達能-娃哈哈之爭中，我研究來龍去脈時驚訝地發現，達能集團早在抗戰時期就與八路軍敵后根據地開展了貿易往來，達能集團老板老里布50年代就到過中國，其兄弟馬克•里布（Marc Riboud）50年代成為第一位獲準進入新中國拍攝的西方記者，先后受邀請來華20多次，他抓拍的眾多黑白照片已經成為反映新中國歷史的影像檔案。
有此淵源，早早建立了這樣的互信，無怪乎達能集團在西方解除對華全面貿易封鎖之后得以率先進入中國市場，在中國市場一度占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
我們應該支持今天的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復制、甚至超越這樣的傳奇。
在實踐中，不少外國政界人士也已經為中國開放經濟構建穩定環境做了許多添磚加瓦的有益工作，而且是不可替代的。且不提那些在任的外國高級政界人士，就是一些離職的、級別不那么高的外國前官員，其作用也相當可觀。
2000年，美國通過予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PNTR）法案，終結了10年來高度政治化的對華貿易最惠國待遇（MFN）/正常貿易關系（NTR）之爭，為中美雙邊經貿關系創造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也為翌年中國“入世”清除了最大障礙，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出口連續近10年年均增長30%上下。
當年4月9日（美國參議院投票前一個半月），中國美國商會發起30人代表團專程赴美游說之旅，他們會見了美國財政部、商務部、國務院、國防部、國家安全委員會、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農業部等相關部門的高官，拜訪了130多位國會議員，對說服美國議員、行政部門發揮了很大作用。
在這次游說中，某議員一見到代表團成員就大聲嚷嚷：中國有20枚導彈瞄準我們，我們為什么要給中國PNTR！
代表團中有位曾在美國國防部擔任要職的退役將軍，他反駁道：議員先生，我可是國防部的退役將軍，你知道我們有多少枚導彈瞄準中國嗎？有兩千枚！令那位氣勢洶洶的議員頓時啞火。
代表團成員、時任美國信諾保險集團北京代表處高級顧問司馬琦，曾經是美國駐華公使銜經濟參贊，他負責去說服企圖拿“人權”刁難中國的議員，他的殺手锏就是告訴對方，自己負責起草了美國國務院第一、第二、第三個中國人權報告，他在中國從70年代呆到90年代，看到了中國人權的發展。
……
既然這些美國前官員都能發揮這樣的作用，我們的企業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與更多、級別更高的美國政界人士建立聯系？
既然根據中美兩國目前的綜合國力對比，培訓外國青年政治家、培訓外國政黨搞黨建等，我們在新興市場采用的做法不適用于美國，而克林頓基金會在美國是個合法的機構，我們的企業憑什么不入鄉隨俗采用美國合法的、通行的捐贈做法？
討論美式體制成敗得失是我們該在國內做的事情，并不是我們的企業跑到美國做生意時該做的事；糾纏克林頓基金會資金收付運用是否符合美國法律，那是美國人的事，不是我們的事。
我們也反對隨隨便便無中生有給中國企業扣“違反美國法律”的帽子，最起碼對中國的企業和機構，應該與對同樣向克林頓基金會捐贈的挪威政府、英國政府、聯合國基金會等非美國機構一視同仁。
我們的企業與美國政界人士打交道曾經長期苦于不得其門而入，現在總算開始摸到了門路，我們即使幫不了他們，至少不應該給他們掣肘。
我們更該做的，是探討中國企業捐贈對象、方式、時機選擇的得失成敗，幫助中國企業提高掌握、駕馭東道國社會政治游戲規則的技藝。商業就是商業，沒必要政治化。
我個人更欣賞特朗普，但也相當贊成中國企業與希拉里的那個家族搞好關系；不為別的，只為這個家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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