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價值中國 作者：朱嘉明
李鈞、李耀東、李潤熙合著的《風口到了嗎？需求、矛盾與拐點》一書，其核心思想是：今天是一個“不確定”的時代，幾乎所有的產業和行業也已經和正在脫離確定的軌道；世界失去了穩定的“參照系”，原本天經地義的“商業邏輯”遭到顛覆；捕獲經濟活動、產品和價值的“拐點”越來越困難。但是，以“風口”所隱喻的商業風險和機會不但沒有減少，而且在膨脹。所以，現在到了構造全新“商業觀念”的歷史時刻。
超級“不確定性”時代的到來 討論“不確定性”概念，需要提及來自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兩個歷史性人物。
第一位是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加爾布雷斯（John K.Galbraith，1908-2006），他在1977年出版了《不確定的時代 - 經濟觀念及其后果的歷史》（The Age of Uncertainty -- A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至今40周年。
這是一部直接面對電視觀眾，別開生面的經濟思想史作品。1977年，石油危機影響還在繼續，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瓦解后果逐漸顯現，美國進入滯漲時期。在加爾布雷斯看來，當今世界與上一個世紀，甚至20世紀前半期的世界大相徑庭。那時，資本家確信資本主義的成功；共產主義者確信社會主義的成功；帝國主義者確信殖民主義的成功；統治階級確信其實行統治的有效性。然而，這一切似乎戛然而止。20世紀的所有確信幾乎全然消失，人類所遭遇的問題日益復雜難明，躊躇難決，對全球發展的預測日益困難，曾經的可確定性和可預測的時代已經被充滿不確定性和難以預測的時代替代。
另一位是德國物理學家，量子力學創始人之一，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他在1927年發表題為《論量子理論運動學與力學的物理內涵》論文，提出了著名的“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又譯測不準原理），至今恰恰90周年。
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
根據“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在一個量子力學系統中，一個運動粒子的位置和它的動量不可被同時確定，位置的不確定性和動量的不確定性是不可避免的，波耳假定的電子軌道并不存在。除了位置-動量不確定性關系式，還存在能量與時間之間的不確定性關系式。雖然，從愛因斯坦開始，不少科學家對“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所涉及的相關物理問題進行過批評，但是，“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影響力始終頑強存在。
無論如何，應該感謝海森堡和加爾布雷斯，他們二人相隔半個世紀，分別從量子力學原理、經濟思想史及其背后經濟史的角度提出了“不確定性”問題，啟發人們用“不確定性”的思維方式去思考自然界和經濟社會。
比較2017年和1977年的不確定性，顯然應該羨慕1977年的不確定性。以1970年代的世界經濟態勢而言，美國經濟實力是毋庸置疑的，歐洲聯合體前景樂觀，發展中國家如拉丁美洲和東亞持續增長，第三世界所出現的問題并沒有達到拖累整個全球經濟的程度。進入21世紀，整個世界的不確定程度不斷加劇，唯一的不變就是不斷地變動。如果加爾布雷斯能夠寫2017年，他很可能會將1970年代稱為確定性年代。
事實上，人類現在所處的“不確定時代”，其實已經是“超級不確定時代”（ The Age of Super Uncertainty）。所謂“超級不確定時代”最大特點是系統性的不確定性（Systematic Uncertainty）。或者說，不確定性的顯現系統化。“超級不確定時代”的機制有：客觀存在的不確定性，例如，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科學技術在內的不確定性；包括有限理性在內的主觀不確定性；執行、推進的過程中發生的不確定性；還有博弈的不確定性。此外，不確定性可以自我發育，人們在解決不確定性過程中，不確定性很可能不是減緩而是加劇。
超級“不確定性”對經濟和商業活動的影響
在超級“不確定性”時代，人類的經濟和商業活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本書描述了三種挑戰。
第一，失去穩定的“參照系”。直到20世紀最后四分之一世紀，人類的經濟和商業活動，從產品、服務、財富標準，交易模式到經濟組織，都有著穩定，甚至經久不變的“參照系”。這樣的“參照系”類同于物理學中基于牛頓第一、第二定律的“慣性參照系”，其中的時間均勻流逝，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空間是均勻和各向同性的。如今，經濟和商業活動中的“慣性參照系”正在迅速結束，走向物理學的“非慣性參照系”，即相對于地面做變速運動的參照系，牛頓第一定律和牛頓第二定律不再成立。例如，一個加速轉動的參照系；一個加速振動的參照系；一個隨機任意加速運動的參照系，等等。以公司成長速度為例，“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從創業到其壟斷的頂峰花了接近40年時間，‘老式’的科技公司，比爾蓋茨1972年創立微軟，1986年上市，再到互聯網泡沫的頂峰花了27年。而Facebook從扎克伯格2003年在學校里建立的一個交友論壇開始，只用了9年就完成上市，到2016年底已經達到了3800億美元市值。通用搜索引擎‘Google’從斯坦福的車庫里到上市只用了6年，1年后（2005年）就達到了第一個1000億美元市值，十年后市值已經接近6000億美元。”（P003）到了顛覆出租車行業的“10后”Uber，“第一個10億美元里程碑用了3年就走完了，5年后估值已經達到了400億美元，而且也一樣仍然是私有企業。”（P004）至少，野蠻生長的創業公司證明，傳統的公司“參照系傾覆”，進而推論出“世界失去了穩定的參照系”。其后果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業、創業維艱、九死一生，是必然現象，也是這個時代如此豐富多彩的原因。”（P42）
第二，捕獲“拐點”日益困難。“拐點”原本是一個數學概念，其英文卻有Inflection point和Turning Point兩種表達方式，其差別是：Turning Point是可微曲線的凹的最低點或者凸的最高點，Inflection Point，是使切線穿越曲線的點，自此曲線拐彎。經濟和商業活動引入“拐點”概念，用于描述經濟增長、價格波動、行業發育、研發（R&D）、技術擴散的曲線波動。“理論上說，拐點和質變必然表現為行業現象，如果拐點真的到來，必然會被某個創新者捕獲，整個行業迅速確立、繁榮。相反，如果拐點不存在，那么整個行業都會消失。”（P41）“拐點的出現，固然與技術、運營、模式等內生性因素密切相關，它還易受外部影響，其中的一個典型是政策環境。在受到嚴格管制的金融領域，這一現象尤其突出。”（PP44）如今，因為“參照系的崩塌、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創業者的路線選擇、資本的推波助瀾、外部環境的影響，均會施加于拐點，使得拐點的分析最為困難，需要擁有行業洞察，具體問題具體分析。”（P46）
第三，傳統“商業邏輯”陷入混亂。自古以來，“商業邏輯”從來是實現資本、勞動力和市場等要素最優組合，有效控制成本，通過以成本以上的價格賣出商品或服務，在自愿交易過程中，實現利潤最大化。所謂商人，就是實現“商業邏輯”的群體。問題是，因為技術、觀念、商業模式的劇烈變化，“打亂了長久以來的商業邏輯。”（P42）首先，商業活動的要素發生變化，例如，知識、信息和數據成為了新要素；其次，商業活動的成本結構發生變化，例如，IT行業 “幾乎沒有邊際成本”，“微軟公司已經充分利用了軟件產品幾乎沒有邊際成本的巨大優勢，建立起一座軟件帝國”（P008-009）；再次，商業活動的交易秩序發生變化，例如，互聯網的性質決定了是“用戶”來主動找“公司”，而不是“公司”去找“用戶”（P009）；最后，商業活動的用戶功能發生變化，例如，互聯網行業可以“對同一個用戶不僅可以提高客單價和復購率，竟然還可以做其他方向的開發。”（P018）
超級“不確定性”和科技革命
相比較其他任何因素，科學技術是將20世紀的“不確定性”推進到21世紀超級“不確定性”的關鍵因素。在本書中，很大篇幅都在講科學技術對經濟和商業活動的影響，特別是以互聯網為中心的新技術。例如，和實體產品不同，互聯網行業，可以在幾乎不影響用戶使用的前提下，不斷對自身進行迭代開發，修改、創新和逐步升級，實現“自己生長的產品。”
科技革命對于超級“不確定性”的貢獻在于：
第一，科學技術原則就是“懷疑”和“不確定性”。在認知上，不確定性基本上是科學認識的本質問題。在文藝復興時代，科學依靠“懷疑精神”打破中世紀的神學權威，在不確定性的前提下進行科學實驗，尋求真理。可以說，科學本身是一個“不確定性之科學化”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Ungewißheit）過程 （Bonß 1995： 252-255）。庫恩在科學典范的革命中凸顯了科學圖像的“吊詭”，揭示了認知上的不精確性和選擇性意義（Kuhn，1994）。
第二，科學技術具有自我發育的“能力”，導致一種被熊彼特（Joseph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稱之為的“創造性破壞”。 在熊彼特看來，創新的本質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實現對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實現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資源分配創新、組織創新。其中的“組織創新” 具有部分制度，或者狹義制度創新的含義。最終會不斷地破壞舊經濟結構，并不斷地創造新經濟結構。
第三，科學技術具有“自我意志”。長期以來，人們以為技術不過是一種工具，即使有著破壞能力的軍事技術，仍然可以在人的控制之下。但是，這樣的看法正在過時。技術有著自我意志。技術有著自己的邏輯。互聯網的“迭代開發”，在已有版本上的升級和換代，似乎是人的行為的結果，其實，是人被迫遵循IT的意志和互聯網技術的邏輯。更為嚴重的是：不僅在本質上，而且在形式上，人類正在喪失對技術的“控制”能力。人工智能每天的進展都在提供鮮活的證明。凱文．凱利（Kevin Kelly，1952- ），過去二十余年IT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及思想者，在其2010年出版的《科技想要什么》（WhatTechnology Wants）中，深刻地觸及了科學技術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意志”問題。
第四，科學技術已經“異化”為全球化經濟競爭邏輯下的工具，并在經濟競爭中得到刺激和發展。也就是，科技系統不再是科學技術研發本身，已經失去了它們原本具有的普遍性、客觀性與中立性。
第五，高科技社會的不確定性越發強烈。高科技是現代社會變遷的最重要驅動力，不僅跨科際領域，而且高度復雜，已經逾越了傳統或較低度科學風險的范圍，帶來極高度不確定性的問題，時時刻刻可以產生了無法預測和估計的后果。2005年，雷蒙德·庫茨魏爾 （ Ray Kurzweil， 1948- ）出版《奇點臨近》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 一書，描述了因為人工智能的持續突破，Cyborg掌握了全世界，機器掌握了人類文明。人類正在逼近這樣一個一個極端跳躍性、永久改變人類命運的“奇點”。
總之，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有一個現象的明顯程度已經讓我毛骨悚然，這便是我們的人性已經遠遠落后我們的科學技術了（It has become appallingly obvious that our technology has exceeded our humanity）。”如今，人性落后于科學技術已經是這個時代的特征。一方面，科學技術是建構現代社會的基礎；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帶來越來越多和越來越深刻的“不確定性”，使得現代社會充滿危機和風險，人類社會在受惠于現代科學技術的正面成果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因為科學技術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超級“不確定性”。
超級“不確定性”下的“風口”
2011年，拉里·唐斯（Larry Downes， 1959- ），一位在互聯網產業和IT技術領域享有盛名的專家，出版了《顛覆定律 -指數級增長時代的新規則》（The Laws of Disruption： Harnessing the New Forcesthat Govern Life and Business in the Digital Age ）一書。2014年，這本書中譯本出版。
在這本書中，拉里·唐斯提出：在當今的數字經濟時代，摩爾定律（Moore's Law）、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和顛覆定律（The Laws of Disruption）是具有決定作用的三大定律，是引導著創新，塑造著數字時代的新規則。其中，摩爾定律是指IC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約每隔18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梅特卡夫定律是指一個網絡的價值等于該網絡內的節點數的平方，而且該網絡的價值與聯網的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至于顛覆定律則是指，在現代社會，技術呈指數變化，而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的變化過于緩慢，最終導致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之間的矛盾尖銳化，甚至產生顛覆性后果。顛覆定律就是對超級“不確定”時代的另一種描述，社會、經濟、政治和法律的制度正在喪失穩定機制。
但是，并不能因此認為超級“不穩定”時代對人類的影響完全負面，人類完全喪失其主動性。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技術、成本和商業模式的變化往往并不是連續的、線性的，技術的突變可能導致成本的大幅度降低，而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可能開啟全新的商業模式，從根本上解構舊有的商業模式，建立全新的一套體系。新的商業模式持續一段時間后，還有可能對人的行為方式重新塑造，從而徹底改變商業規則，形成全新的商業形態。”（P035）也就是說，超級“不穩定”的加深，不僅意味著更大風險，也意味著非常態的機會。這樣的“機會”就是所謂的“風口”。
所以，如何在超級“不穩定”環境下尋找到“風口”是精彩和挑戰性課題。 “風口（Wind Gap）”，亦稱“風隙”，原本是地理學的概念。主要指兩種情況：其一，特定山地地形，當空氣迅速通過此地，改變風壓與風速，形成“風口”。其二，特定河川地形，在兩條河川襲奪的位置，呈現有谷無水的地貌，或者一道通谷，形成“風口”。
風口（Wind Gap）
如果將地理學的“風口”概念應用到經濟和商業生活中，其含義是：原有的穩定經濟構造發生“斷裂”，技術、資本、人力資源、制度和企業家的因素匯集在一起，或者說，所有的“拐點”發生重合，形成一種新的“風壓和風速”（“風口”），推動創新創業。2016年，小米的創辦人雷軍說過：“站在風口上，豬都會飛”，揭示了創業成功的本質就是尋找“風口”，順勢而為。后來，由此產生了所謂的“飛豬理論”，用以解釋“時勢造英雄”這樣的古今中外經驗。
那么，在經濟和商業活動的“風口”中，到底什么對“風壓和風速”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呢？這本書的答案是表現為“布朗運動”形態的“需求”，即一種獨立的、不規則的、連續的和隨機分布的“需求”。為此，需要分辨“真需求與偽需求”，“階段性需求與持續性需求”，以及“實用性需求與理念性需求。”（P053）而在“需求”的背后，是顧客、是消費者、是用戶。
即使深處如此超級的“不確定”的21世紀，陷于“未知的未知”、“已知的未知“、“不可計算的未知”和“可計算的未知”包圍之中，依然可以尋找到“可確定的軌跡”，并通過這條軌跡，找到“風口”，并借“風勢”，挑戰“不穩定的行業”，成為“未來行業的霸主。”這正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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