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創新領域”鼻祖的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近年來在中國大陸聲名日隆。一談到“創新”， 熊彼特的“五種創新”理念時常被人引用和提及，幾乎到了“言創新必稱熊彼特”的程度。據統計，熊彼特提出的“破壞性創新”，在西方世界的被引用率僅次于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
20世紀至今已經100多年過去了，形勢更迭萬千，今非昔比，一個世紀前熊彼特提出的“創新”如今還能否經得起市場的考驗？文化的認同？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思路是對的”，但“當年提出的創新與現在的創新含義不同。”并指出，互聯網時代，熊彼特的創新其實存在“4大誤區”！
20世紀的經濟學術語中最流行而且一直在使用的就是“創新”。熊彼特提出的“創新”概念到現在整整100年了，思路是對的，需要創新，但很多情況變了。彼特當年提出的創新與現在的創新含義不同。 腦洞大開！厲以寧：未來可能不需要企業家了
互聯網時代，熊彼得的4個創新“誤區”
誤區一：創新就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
熊彼特說“創新就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這在當時是對的，因為當時是工業化時期，制造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他沒有料到以后變成信息化時代了。
創新不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而是信息的組合。不掌握最新的信息，不分析最新的信息，光是生產要素的重組，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這一點在信息化時代已經被論證了。兩廠合并不是創新，要看信息量掌握到什么程度，有沒有真正新的因素在里面。
誤區二：企業家是創新者
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是創新者”主要是因為他們能夠把發明家的成果用到經濟發展中去，這就成了創新。這個觀點在當時是對的，沒有問題。但是在信息化時代，這個觀念落后了。現在“創意、創新、創業”三個連在一起，經濟要創新，必須先有創意。先有創意的人并不是企業家，而是無數正在投入市場的年輕人。別小看那些咖啡館，別小看那些俱樂部，經常有人在那里討論他的創意。能夠抓住機會投資創意的就是企業家。現在的情況是先有創意再有創新，有些企業是保守的維護既得利益的，并不是每一個大企業都能夠創新。
誤區三：要創新創業必須要有資本
熊彼特的觀點是“你要創新創業必須要有資本，你要創新創業必須要有資本先籌資、融資，然后形成一個計劃，然后把發明家的發明移到新的領域來”。這個觀點不完全錯，但是不夠，因為不了解網絡時代給人們帶來的影響。
網絡時代使整個經濟運轉的速度加快了，一旦有新的創意出來，得到這個消息的人馬上給你投資，不是過去你求別人投資。這個應該重視到，信息化時代應該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誤區四：失敗是成功之母
“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話越來越不靈驗，如果思路不改你永遠都會失敗，要成功必須轉變思路。成功是成功之母，不是失敗是成功之母，這是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一個新的觀念。這個過程中會出現無數的新的投資人，會出現新的組織者。有了成功就會有下一個成功，一直到另外的新創意出來了，這也是一種新的看法。
未來創新、創業是大勢，觀念需改變
要知道今天的情況跟100年前熊彼特的情況是不一樣的，那時候大量的年輕人都是體力勞動者，他們的知識少，今天大量涌入創新市場的、創意俱樂部咖啡館的是年輕人，都是有知識的人。他們在這當中會發現許多新的問題，也有失敗者，但更多的是成功者。
今天整個經濟運轉的速度比過去不知道快了多少，我們正處在一個加速變革的時期，包括人的觀念要改變，50年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什么樣子？總的方向可以預測。但具體的問題不能斷定，因為變化太快了，50年以后的消費是現在的消費模式嗎？50年以后的投資是現在的投資模式嗎？50年以后的就業是現在這種就業形勢嗎？那個時候就業者可能完全就在家里面工作，他跟企業簽定合同，他自己有計算機就夠了，能夠跟企業聯系就夠了，企業的要求都可以滿足。到那個時候，人們還會像現在一樣身上都帶了現金嗎？那個時候人們出來還一定要自己購買汽車嗎？好多東西都在變。失敗者跟成功者同樣在涌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有新的思維。
可以這么說，未來的時代中，“企業家”這個名詞可能都不存在了，不需要企業家了，需要的是領頭者，領跑人。發現新機遇、有新創意的人會成為新的領跑者、新的帶頭人，這樣就行了。所以創新、創業是中國的大勢，我們的觀念需要改變。
古典經濟學重視經濟人，經濟人又被稱為理性的人，都是從自己經濟的利益考慮的。成本要最低成本，收益要最大收益，如果消費者也是最低的價格能夠買到最大的滿足，這就是經濟人的觀念，所以經濟人又被稱為理性人，被奉為古典經濟學的一個范例。
但是現在來看遠遠不夠了，這個觀點并不錯，但是范圍是窄了，不斷地有經濟學家對這個概念提出挑戰。凱恩斯就是一個，他認為在投資方面人們往往有動物的本能，沖動性的投資。投資有沖動性是經濟人的假設不能解釋的。
凡勃倫的觀點是，人們的消費不完全是為了自己物質上的滿足，也為了自己精神上的滿足。有人明明沒那么多資產，卻一定要坐最好的馬車，在街上走過使大家看到“這是一個有錢的人”，他就感到滿足。他的滿足是花錢能夠帶來一種愉快的感受。常言道“吃是百分之百為自己，穿是百分之八十為別人”，他是為了讓別人看到他快樂和羨慕他。
西蒙認為最優的選擇是達不到的，因為變量太多了，目標又不單一，消費者總在做次優的選擇，還有什么理性人呢？所以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這個觀點現在越來越廣了。
實際上在經濟學里面除了有經濟人以外還有社會人，社會人考慮的是社會問題，比如說去某個地方投資，可能不全是出于利益，也有可能出于回饋那個地方、對那個地方有感情，甚至可能出于一種彌補心理。
企業文化中的最核心問題是培育職工的認同感
現在我們經常講的一個企業之所以能夠發展，一定是企業文化搞得好，而企業文化中的最核心問題是培育職工的認同感，這是非常重要的。
同甘共苦不是一個概念，“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
“同甘”是企業走上坡路、形勢好、紅利多，怎么樣分配這些紅利，必須有制度，沒有制度就亂了，制度不合理也會亂。企業做到“同甘”靠制度。“共苦”靠精神，必須有一種精神在支持企業，這時制度是不管用的，是不夠的。
工廠老虧損，工資兩三個月發不出來，這種情況下員工走了，企業怎么樣跟員工談制度都不管用，但是如果企業文化做得好，整個企業有一種共苦的精神，共渡難關，大家抱團取暖就行了。這就更證明了認同和社會責任感的重要性。今后我們不僅僅要在經濟上發展，經濟人假設仍然有用但是不夠。社會人的假設影響力越來越大，大家都有一種社會公益感、社會責任感，這樣的話我們的經濟必定能夠走向新的階段。
（本文選自中信出版集團《大變局與新動力》）
作者：厲以寧，現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國民經濟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管理科學中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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