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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賞與嚴罰相結合

一味重賞容易使人只盯住獎賞，而且，有些人也未必把獎賞看成自己上進的動力，還必須進行嚴罰。就人類的基本特點而言，不需要別人的監督和責罵就能自覺自發地做好工作的人不多，大多數的人都是趨利避害的，喜歡挑輕松的工作，撿便宜的事情。只有在后頭隨時督促，給他壓力，才會謹慎做事。對于這種人就只能嚴加約束，一刻不能放松。

對該賞的人要賞，對該罰的人一定要罰；另一方面，對同一個人，該賞的時候要賞，該嚴該罰的時候也不能姑息。做到寬嚴相濟、賞罰分明，才能更好地管理部屬。

將帥在國家中的地位歷來是非常重要的，有所謂“將者，國之輔也”之說。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將帥的作用，但一國之將帥并非全是明帥良將，對于封建王朝最高統治者皇帝來講，是否善于駕馭將帥就成為了國家對軍隊是否能進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一環。它的得失與否直接關系到戰爭的勝利和國家的安危。清朝的乾隆皇帝在馭將方面可以說是一位杰出的帝王，他為了鞏固封建國家的統一和清朝江山的穩固統治，運用“賞固信，則罰亦嚴”的馭將方法，取得了明顯的成就，較好地發揮了將帥的作用。

清朝初年，武功之賞較輕，魏源在《圣武記》中說：“國初斬將搴旗，殉難死綏之人，往往僅蔭一子入監讀書。”對在戰爭中立有大功的清軍將帥，其封賞是有所限制的。如崇禎十五年（１６４２年）降清的洪承疇，在清軍中任總督、經略，率軍從關外殺入關內，鎮壓江南抗清義軍，立下汗馬功勞。順治十年（１６５３年），受命經略湖廣、兩廣、滇黔，鎮壓各部農民起義軍，收復五省。順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攻占云南后凱旋回京，僅予三等阿達哈哈番世職。明朝降將中，除吳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四將外，洪承疇可以算是地位較高，歸降較早，立有大功的戰將，但得到的封賞的確不算很高。清初其他降將的封賞也大致如此。清軍從士卒當中提拔起來的將領，在戰爭中立有戰功，其封賞也是較低的。康熙時期的名將寧夏提督趙良棟，平涼提督王進寶，十八年（１６７９年）出兵參加平定三藩之亂，分兵定秦州、西和、禮縣。趙良棟所部克徽縣，下洛陽，進取陽平關。王進寶軍出鳳縣定漢中，與良棟會師寧羌。一路所向披靡。十九年，復成都。二十年，趙良棟再破叛軍，平云南。兩將在平三藩之亂中戰功顯赫，但論封賞，趙良棟卻因失建昌之過，以功抵罪被奪官。至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年）康熙帝“念良棟克云南，廉潔守法紀，復將軍提督原銜”，到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年）才僅授一等精奇尼哈番。王進寶也大致如此，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年）平定平原、固原后論功，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可見清朝前期賞功封爵有所限制，控制較嚴。由于清前期軍風吏治較為肅整，將帥治軍也較為嚴格，將士在戰場上還能奮勇效力。但選將如不能破格拔擢，其封賞不足以鼓勵軍心，久而久之將帥軍士忠義奮勇之心必受其挫。且漢人封五等爵位，又無世襲例，消極影響頗大。

隨著清軍統一全國，大規模軍事行動隨之停止，清朝進入繁榮發展的階段。然而承平日久，則人習宴安，清朝軍隊開始變得沒有朝氣，將疲士惰。乾隆即位后，邊疆叛亂不斷，人民起義也相繼而起。乾隆善文好武，自稱文治武功為古今第一人，為振勵戎行，鞏固自己的統治，他重視馭將勵士，注重明賞嚴罰，一改過去封賞較低的做法。從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年）始，概予以漢人封爵位，世襲罔替，追授了一批名將爵位。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年）追進趙良棟、王進寶一等伯，世襲罔替。昭椹在《嘯亭雜錄》里說：“國初定制，凡旗員陣亡者，蔭以世爵，漢員猶沿明制，惟蔭以難蔭，官及其身已。純皇念一體殉節而有等差，其制不無偏袒之勢，下詔命凡漢員文武各員如有陣亡者皆蔭以世，雖微員末吏亦得蔭云騎尉。故人皆感激用命，三省教匪之役，殉難以數千計，蓋上之恩澤論浹之深也。”

為了明確賞罰之制，乾隆帝在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頒布了《行軍簡明軍律》，嚴格規定下幾十條賞罰條例，用以“整饒戒行”。《軍律》闡明：“賞與罰，皆為軍令所重，茲以軍令各條謹加登載，至于計功敘賞，亦有一定之典，所以鼓勵戎行，振興士氣。”將士在戰場上只要勇于作戰，都可獲得從賞銀到授予世職的不等獎賞。魏源在《圣武記》中論述說：“國朝武功之賞，至乾隆而始重。”在用將方面，乾隆帝也是“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最為著名的要數任舉、高天喜二將。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固原兵變，夜攻提署。固原游擊任舉聞亂，單騎詣鼓樓鳴角，叛兵懼而退，追斬十余人，擒四十余人，擊敗攻城叛軍，即擢參將。十二年（１７４７年）征金川，驍勇善戰，乾隆帝諭謂：“在軍諸將狃于瞻對之役，庸儒欺蒙，已成夙習。今別用舉等，皆未從征瞻對，無所掣肘，宜鼓勵勇往。”總督張廣泗也上奏說：在川鎮將，忠誠勇于無出任舉右者。遂破格拔至重慶鎮總兵。前后一年時間，任舉由游擊升至總兵，可見乾隆破格用將的氣魄。任舉戰死于金川后，乾隆“閱疏為泣下”，并諭：“舉忠憤激發，甘死如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于危地，思之深側”。命視提督例賜恤，加都督同知，謚勇烈，祀昭忠祠。以示厚愛之心。

高天喜是乾隆帝一手破格提拔起來的另一位清朝名將。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高天喜以甘州守備，隨參將邁斯漢援副將軍兆惠擊噶爾部于北路，風雪道梗單騎往探，奮欲赴援，為邁斯漢所阻，乾隆詔革邁斯漢職，即以高天喜代為參將，尋遷金塔協副將，再遷西寧鎮總兵，授領隊大臣。一年之內由守備升至總兵，連跳數級，在明清一代也實屬罕見。高天喜在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回疆之役中戰死。乾隆御制詩悼之，稱其為“綠旗中第一人”，“祀昭忠祠，予騎都尉兼云騎尉世職，……圖形紫光閣。”乾隆御制贊曰：“爪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授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面赤，是為血勇。嗚呼！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愛將之心溢于言表。乾隆帝破格用將，不次拔擢，重封重賞高天喜之例最為典型。在這種重賞拔擢政策下，乾隆一朝涌現出一批打仗勇猛、能征善戰的將領，取得了一系列戰爭的勝利。

乾隆帝馭將，賞固信，罰亦嚴。對有功之將予以重賞，對于無功敗將則處以重罰。平定大小金川之戰，總督張廣泗以三萬清軍在近兩年時間里，進展遲緩，且死傷慘重。十三年（１７４８年）乾隆加派大學士訥親為經略，至川指揮作戰。張廣泗與訥親鬧矛盾，各持己見。進攻四月有余，損兵折將，仍毫無進展。乾隆將張廣泗、訥親撤職誅殺，以示軍威。此次統兵將帥出征不能努力作戰，故意遷延，教訓慘痛，為此乾隆帝于十三年針對將帥貽誤軍機的問題，特意研究討論增軍律三條：“一、統兵將帥茍圖安逸，故意遷延不將實在情形具奏，貽誤軍機者，斬立決。二、將帥因私忿娼疾推諉牽制，以致糜餉老師貽誤軍機者，擬斬立決。三、身為主帥，不能克敵，傳布流言蠱惑眾心，藉以傾陷他人貽誤軍機者，擬斬立決。”乾隆帝強調：“此非朕欲用重典，實以昭示武臣肅紀律而勵勇敢。”此三條針對將帥的軍律制定后，乾隆帝對于那些再敢“玩寇老師”不努力作戰者，堅決嚴懲不貸。

另外，乾隆一朝嚴懲的敗將還有：在回部之役，誅殺將軍雅可哈善，參贊哈寧阿，都統順德納，提督馬得勝。烏什之役，誅參贊納世通，辦事大臣卡塔海。緬甸之役，誅大學士經略楊應琚，提督李時升，參贊額爾登額。蘭州之役，誅總督勒爾謹，布政使王延贊、王亶望等等。經過屢次懲戒，結果“眾皆悚懼，每遇戰伐，無不致命疆場，罔敢懷敬安之念也。”乾隆帝的賞固信、罰亦嚴的馭將政策起到了勵將奮進的作用。乾隆一朝武功極盛，大的戰役有十次，均獲勝利，乾隆帝為此志得意滿，夸耀“十全武功”，晚年自號“十全老人”。這十次戰役的起因和性質不同，如何評價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進行具體的分析，我們姑且不論。但這十次戰役清軍之所以最后均獲全勝，與乾隆帝實施信賞嚴罰的馭將政策有著直接的關系。每次戰役他親自遴選將帥，批答奏章，每克一城，都要舉行盛大儀式，祭告宗廟，重賞有功的將士，破格拔擢將士，并在紫禁城建紫光閣，將戰役中有大功之臣繪于其上，為其賦詩立傳，極盡渲染之能事，以勵將帥奮進之心。與此同時，乾隆帝對那些在戰場上不能勇敢作戰，臨陣退縮的將帥；不能和衷共濟，爭功嫉能的將帥；不能遵守軍紀，腐敗無能的將帥，均嚴懲不貸。在十次戰役中乾隆帝誅殺身為皇親國戚、王公權貴的高級將領不下數十人，可謂用典嚴峻。魏源在《圣武記》中總結說：“賞不遺賤，而罰不貲貴，故能使將士用命，四征不庭。”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頒布的《行軍簡明軍律》也說：“本朝武功之盛，戰必勝，攻必克，所向無敵者，皆由號令嚴明，賞罰必信故也。”乾隆帝信賞嚴罰的馭將方法和嚴明治軍的精神值得加以總結和借鑒。乾隆皇帝賞固信、罰亦嚴，如此貫徹，確能勵將奮進。難怪為此志得意滿，夸耀“十全武功”，自謂“十全老人”了。(文章授權選自《二十四史管人智慧》　遲雙明編著 地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