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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偉紳律師行（Clifford Chance）的全球執行合伙人彼得·康奈爾（Peter Cornell）的決定惹惱了他的美國合作伙伴。他決定搬去紐約，以便專注于公司的美國業務。而這家全球最大律師事務所的總部在英國。

    此舉突出表明了兩點。首先，盡管有了無線通訊和虛擬機構，但對于運作一個全球機構來說，領導人和公司總部的有形位置仍然關系重大。第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總部所在地具有象征意義。

    對于全球企業來說，總部的選址是個重大決定。高偉紳律師行正試圖做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把領導人搬到紐約，但同時把總部留在倫敦。

    其它公司把全盤重置視為最佳選擇。公司考慮搬遷總有諸多原因，而做出的決定基本上是講求實際的。

    過去數年來，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導致大批公司撤離紐約和新英格蘭地區，搬到美國南部和中西部。電子集團羅克韋爾（Rockwell）從老家加州搬到了中西部，以便更靠近公司的主要生產設施。有線電視公司Adelphia從賓夕法尼亞搬到丹佛安家，這是公司拓展美國西部市場戰略的一部分。財務軟件公司Iris Finance將總部從舊金山搬到了倫敦，因為它相信，倫敦是接近其全球各地客戶的最佳地點。

    2001年，波音（Boeing）將總部從傳統家園西雅圖搬到了芝加哥。有兩個因素促使它做出這個突然決定：獲得成本優勢并更方便接觸客戶。但波音這么做，也是故意在向客戶和市場發出一個信號。

    波音在傳統上被視為一家飛機制造商，但它希望改變形象，把自己展現為一家多元化的全球性公司。通過把總部與西雅圖的主要生產工廠分離，波音的領導人試圖讓世界相信，制造飛機再也不是這家集團最核心的業務，但這個策略不太成功。

    波音搬遷總部所傳遞的信號并未完全被積極接受。西雅圖一些人有敵對反應，他們把該公司視為當地社會的一部分，而把公司遷移視為背叛。自1916年創立以來，波音的總部一直在這個城市，其創始人比爾·波音（Bill Boeing）被視為當地的英雄。

    首席執行官和總部的有形位置往往在公司形象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電氣產品制造商戴森公司（Dyson）在2002年把真空吸塵器的生產部門搬到了東南亞地區，公司為此受到一些領域的批評。作為回應，公司創始人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強調說，公司多數部門將留在英國，包括公司總部。戴森公司的形象深深植根于它的英國特性，因而盡管它的總部可以座落在英國的幾乎任何地方，但如果搬出英國，就將向顧客發出更負面的信號。

    同樣，可口可樂公司（Coca-Cola）心甘情愿將總部留在亞特蘭大，并與當地社會建立了緊密的聯系，而這種聯系是公司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可口可樂創建于19世紀，自那以來亞特蘭大就一直是公司的總部所在地。

    近年來，因總部地點搬遷而導致最具破壞力影響的要屬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在香港回歸中國的前夕，這家總部在香港的貿易集團做出決定，將總部搬到了百慕大。這一舉動激怒了中國政府。中國政府譴責說，它正試圖向香港商界確保，政權移交不會傷害它們的利益，但怡和洋行卻在這個時候棄香港而去。作為回應，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發行了一張新鈔，上面印著眾多摩天大樓組成的香港天際線，其中怡和洋行大廈被抹掉了。這件事鬧得很大，在香港無人不曉。

    對高偉紳律師行來說，康奈爾先生搬到紐約的決定，也許是受實際需要支配的，那就是需要進行機構控制，并與一個重要的市場建立更緊密的聯系。這個決定的重要象征作用可能最終會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