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成長，中國的經濟實力尤其突出表現為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政府、輿論乃至大眾都開始呼吁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為龐大的外匯儲備尋找出路。中國面臨著從資本單向凈流入開始轉向資本流入與對外輸出并存的狀態，中國企業國際化的聲音日益響亮。這種角色定位的轉換可以從客觀基礎與主觀意愿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客觀基礎集中體現在中國產業的高速成長與國際化和中國經濟實力尤其是外匯實力的增長，而主觀意愿則源于能源供應和商品輸出面臨阻力而帶來的壓力。然而國際化并非一路坦途，無論中石油競購尤尼科的破滅還是TCL、明基海外并購后的經營挫折，都表明了全球化的風險所在。
挑戰發達國家的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的發展與成長已經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二十多年的GDP高速增長，龐大的外商投資規模，使得中國經濟不但取得了量的增長，同樣在質上實現了突破，這集中體現為中國產業的國際化，即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產業鏈上的一環。FDI在中國的發展更是強化了這種趨勢，眾多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的目標除了中國市場本身以外，往往都是利用中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從事出口導向的生產活動，將中國變為其跨國集團的勞動密集型商品生產基地，為其他國家或地區更高技術含量的生產活動提供初級產品或者直接出口銷售。
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面對國際上的美國與歐洲的產業競爭，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面向東亞進行了產業方面的轉移，造成東亞一定程度的產業國際分工。中國的產業國際化也是從日本的產業轉移開始的。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歐美的企業也開始紛紛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隨著中國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不斷提升但價格相對歐美仍然低廉，歐美企業開始將一些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向中國轉移。這些產業的轉移不但創造了GDP的快速成長，進一步實現了中國產業的國際化，而且推動了中國本土產業資本的發展，同時為中國訓練了向外進行資本輸出的國際化管理人才。目前，經過了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產業資本，無論資本實力、人才儲備還是技術、管理能力，已經初步具備了向海外進行擴張的實力。
與此同時，隨著出口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的貿易順差也一路上揚，帶來了巨大的外匯儲備。自2006年2月起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截至2007年3月，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12020.31億美元。這樣龐大的資金需要尋找出路，而不是靜靜地躺在央行的金庫里。這成為中國對外進行資本輸出的經濟基礎和動力。中國對外進行資本輸出包括兩種形式：一是政府主導的大型國有企業的對外資本輸出甚至國家投資，即官方發展投資（ODI），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中國有色金屬總公司等能源企業的對外投資；二是企業主導的對外資本輸出，即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張，如華為、海爾、TCL和明基等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
能源獨立時代的終結
大國發展到一定程度，自然趨勢就是必須有可利用能源的增加。
2002年11月，中國地質科學院在一份題為《未來20年中國礦產資源的需求與安全供應問題》的報告中指出，今后20年，中國實現工業化，石油、天然氣、銅、鋁礦產資源累計需求總量至少是目前儲量的2～5倍。未來20～30年內中國現有資源的供應將不可持續。
1993年中國成為世界石油凈進口國以來，對世界石油的需求正不斷上升。國際能源署公布的數據稱，到2030年中國進口石油占石油總需求的百分比將從2002年的34%激增至80%以上。
數字不能說明一切，但數字至少意味著我們在朝哪個方向發展。
根據美國能源部的最新預測，在1997年到2020年間，中國的能源消耗將每年大約增加4.3%--大約為歐洲和美國的增長率的4倍。這將帶來石油消耗增加150%。
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石油消費量顯著增加。經濟快速增長將促使中國石油需求量年均遞增12%。近10年來，我國的石油消費年均增長率達到7%，而同期石油產量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1.8%，油氣供給形勢十分嚴峻。資源的短缺使得我國進口不斷增加，2003年我國進口原油超過9112萬噸，對外依存度達到35%。
國際能源機構預測,中國的石油進口到2010年將達到現在日本的水平,日進口400萬桶;2020年達到美國現在的進口規模,日進口800萬桶。美國中央情報局2000年底發表一項報告稱,2015年世界原油需求量將由1999年的每天7500萬桶上升為1億桶,其中增量的1/3將出口到中國。
石油的依存度問題經常是我們判斷能源獨立性的一個重要指標。一般來說，石油地緣政治十分注重石油供應安全的兩個關鍵指標，即石油進口依存度和石油供應脆弱性。石油進口依存度，是指進口量在總需求或消費量中的份額，這在許多情況下被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石油供應安全程度的標準。石油進口依存度越高，石油供應的安全性就越低。然而，盡管進口依存度可以反映石油供應的安全狀況，如果在進口來源上過分依賴某一個產油國或某一個產油地區，特別是政治上不穩定的石油生產國和輸出國地區，就有可能面臨石油供應不安全的危險。這種風險成為石油供應的脆弱性。
隨著每年石油進口量的增加和缺少戰略石油儲備,中國極易受到全球原油價格變化、中東地區戰爭威脅和脆弱的海上航線的影響。一旦出現國際市場供應中斷或價格飆升,中國經濟、社會、國防均會受到較大沖擊美國可以憑借其強勢的世界霸主地位，侵占伊拉克掠奪石油資源控制權以整合歐佩克的石油輸出，來保障本國的能源供應安全。這樣的霸權手段中國顯然行不通。
中國必須通過其他運作來保證石油供應為主的能源戰略安全，對外進行資本輸出，控制盡可能多的石油及其他資源就成為中國的必然選擇。政府主導下能源企業的海外擴張就是這類資本輸出的主要選擇。
商品輸出遭遇“反傾銷”
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里，國家間的貿易摩擦是難免的，但往往當這些摩擦的一方為中國時，中國發展會給世界帶來災難的論調就會被另一方大肆宣揚，這幾乎已經成為中國的“原罪”宿命。韓國愛國人士在“砸鍋賣鐵”、美國廢鐵商搜遍美國每個角落、英國小偷狂偷井蓋……這些表面上看似毫無聯系的事情，卻被認為都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有關聯。世界處在廢鋼供應的集體恐慌中，且矛頭直指中國。
國際貿易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崛起和出口迅速增加的過程中，往往會遭遇到較多的國際經濟摩擦。日本、韓國、中國臺灣，莫不如是。
中國的貿易在成倍的翻。當一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同時也就意味著發生摩擦的可能性在增大。畢竟，老死不相往來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槍打出頭鳥”，世界許多國家都把貿易保護的大棒掄向了經濟迅速崛起的中國。
2004年隨著中國進入后WTO過渡時代，中國和30年前的日本一樣，開始遭遇大幅度的反傾銷問題。中國商品在海外的處境日益惡化。雖然貿易摩擦是經濟成長過程的必然。但是對于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而言，這樣的貿易摩擦關系到民族產業的未來，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出口是拉動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也是中國民族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如何規避貿易壁壘，盡可能降低反傾銷對中國商品出口的影響，成為中國企業家們思考的關鍵問題。此時，對外投資，變商品輸出為資本輸出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ODI遭遇經濟民族主義
在獲取海外利益過程中，企業是拓展海外經濟利益的核心角色，政府則扮演引導和服務的角色。自1997年開始，中石油進入蘇丹的石油開采與煉油項目，并與蘇丹合資設立了煉油公司。1997年，中石油購得哈薩克斯坦阿克糾賓油氣公司60.2％的股權，并成立了“中油-阿克糾賓”油氣控股公司，隨后繼續購入該公司股權，持股總數現在達74.88％。2003年6月中石油又與哈薩克斯坦簽訂了共建輸油管道的協議。隨著中國能源和其他資源危機的上升，中國企業的海外拓展只會與日俱增。
但是當公司走出國門的時候，我們如何保護公司利益？
取決于簽約方國家是否真能遵守和約、是否真能保護外國企業的財產，也取決于國際秩序對這些國家有無約束力。比如，中石油在蘇丹和哈薩克斯坦的石油股份對于所在國的公民來說，這些是讓“外國人”或“外國公司”控制的股份，相對應的石油資產是被“外國人”占有的資產。既然如此，假如某日在這些國家發生“民族主義”運動，中國在那里的產權就會隨時受到威脅。這種來自“民族主義”的威脅可能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
一種極端的形式是當地政府或人民赤裸裸地“沒收”外國公司或外國公民在當地的產權。比如，伊朗于1951年沒收“英國-伊朗石油公司”在伊朗的全部石油資產和其他財產。扎伊爾于上世紀70年代沒收一個比利時公司價值為5億多美元的銅礦資產。聯合國的數據表明，在70年代，非洲的贊比亞、烏干達和蘇丹三國分別沒收過30幾家外國公司的資產。不管在我們中國，還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充滿了這類故事。大規模沒收外國公司財產的"運動"往往發生在一場政變、革命或“民族主義”運動之后。
當然，“民族主義”對中國企業海外產權和合約利益的可能威脅也不一定總像“沒收”那么赤裸裸，更經常地是通過稅收歧視、政策歧視、立法歧視的形式表現出來。當地政府有通過立法或行政命令要求外資企業多交稅或者不讓其進入某些項目的主權。比如，俄羅斯當初邀請中石油于2002年12月參加斯拉夫石油公司股權的拍賣。但在拍賣前的一個月里俄羅斯民族主義意識大漲，迫使俄議會通過緊急立法，禁止任何國有股份超出25％的企業，（包括外國企業）參與俄羅斯國有股份的拍賣。這種立法是俄羅斯的國家主權范圍，被排斥在外的中石油只好是啞巴吃黃連。
中國能源企業今天能找到海外資源所在地往往是“高風險”的地區，那些法治秩序可靠的國家的資源早已有主。
為此，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陳志武認為應該通過結構性安排規避風險。
如何保證中國石油企業的海外投資與海外經營安全？答案之一在于海外投資的結構性安排上：全資、合資、無股權但有長期服務合同（通過參與開采從項目產出中提成），或者采用某種“曲線”投資（中方參股第三方國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資源國直接投資），不同的結構性安排會帶來大不相同的海外投資風險。
首先，越是在法制不健全的國家里，對投資者權益的保護就越不可靠，于是投資者就越不放心把錢委托給上市公司或任何陌生人去經營管理。既然在同一個國家里投資者權益的保護都還這么困難，那么當我們把資本從中國投到另一個受到同樣"主權"保護的國家時，我們的權益的保護之難度就可想而知。
其次，在“民族主義”高漲的社會里，外國人全資擁有企業或控股本地企業只會給外資方帶來太高的產權風險。外國人的持股比越高，其財產被沒收的風險也越高，可能隨時被侵占。與本地企業合資以及無股權的服務合同顯然風險更低，是上策。
在未來的年代，中國勢必要建立自己的海外資源基地。那時候，做網絡的丁磊、陳天橋們也許已不能再賺大錢了，于是帶上技術、設備和資本奔海外去了，這是中國商人一個新的發財機會。
海外擴張：本土化的核心命題
為什么TCL、明基的海外擴張會失��？除去經營管理不善、投資失誤等常規因素外，沒能成功完成在當地的本土化是其失敗的癥結所在。陌生的環境，完全迥異的法律體制和管理模式可能使得中國企業往往水土不服，在管理和運營上遭到員工或工會的抵制甚至是法律的懲罰，企業形象也毀于一旦。比如明基在并購西門子的手機部門后遭遇的工會壓力之大，就超出了明基的預期，因為在德國工會的影響力遠遠大于中國。即使在明基申請破產、企圖退出的過程中同樣遭到工會的打壓，付出沉重代價。中國企業的管理層尚未意識到在海外經營企業與國內的差異，對于和工會打交道、適應當地法律和管理文化和與當地政府的協調處理經驗明顯不足。例如在南美洲，華為的管理層常常要面對“懶惰”的拉美員工，拉美人每天的工作時間較短，作風比較散漫，與華為的企業文化格格不入，如何適應當地的企業文化將決定華為的成敗。換言之，要在海外擴張，必須將自己在海外的企業完全本土化，實行與國內完全不同的管理、運營模式。在這方面，中國企業的準備還遠遠不足。
在張瑞敏看來，中國的企業應該把走出去變成三部曲，第一應該是走出去，第二應該是走進去，第三應該是走上去。走出去就像一個人走出國門，出去學學人家的先進經驗，或者是留學，或者是做生意，這個應該叫走出去。但是這個遠遠不夠，你應該走進去，就好比一個人，我在那獲得一個綠卡，我成為當地一個居民，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走進去。最后應該說是走上去，這才是目的，也就是說我進入到當地的主流社會，我能夠為當地做出貢獻，而且受到當地民眾的歡迎。
本土化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戰略的核心命題不是偶然的，當外資紛紛進入中國時，他們同樣面臨本土化的問題，而中國民族資本如今也遭遇了這個命題，或許我們可以從外資在中國的成功中學到點什么。
中國已經進入世界經濟體系，并且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的資本和美國的資本沒有兩樣，同樣以營利為目標，同樣會向海外擴張。資本的擴張是任何力量都不可以阻擋得住的，只要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體的一部分，沒有國家能夠圍堵中國資本。
（作者林峰，系北京正略鈞策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顧問，任何發表、轉載須先得到許可，聯系方式：010－58671818-291/376） |
注冊登陸
- 
發布課程
- 
培訓需求
- 
培訓年卡
- 
培訓視頻
- 
設為首頁
- 
收藏本站
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