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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導向、行業沖擊、管理瓶頸已成為中國企業入世后的重要生態環境。

　　以2005年作為一個臨界點，我國服務業開始進入深度開放的后過渡期。從2005年開始，一些敏感的行業將實行開放：在商業、通訊、建筑、分銷、教育、環境、金融、旅游和運輸共9個大部門、約90多個分部門做出了開放承諾。

　　與前過渡期相比，后過渡期的最突出特征就是：主要的一些敏感領域結束保護，市場開放的壓力增加。按照承諾，在后過渡期的市場開放力度和范圍將明顯超過前三年。

　　商務部WTO事務有關負責人認為,目前阻止中國進行國際競爭的瓶頸有四個：無核心技術、面臨能源和資源供應困難、現有投融資體制使企業難以獲得投資以及政府管理和服務嚴重滯后。

　　反思入世三年來企業國內經營環境的變化和決定因素，對企業在入世后過渡期中競爭發展有值得重視的借鑒意義。

　　政府力量

　　加入世貿組織所帶來的最大挑戰，是對政府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的挑戰。

　　新一屆政府的領導集體上任后，提出了“科學的發展觀”、“關注弱勢群體”等重要方針。把握中央政府的真正意圖和分寸是考驗企業領導人能力的最重要指標，而千千萬萬個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仍然是中國經濟的基本構件和骨架，這也是何以中國經濟體系的運作高度依賴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發展觀的根本原因。

　　政府對經濟巨大影響莫過于持續一年有余的宏觀調控政策。有專家分析，此次的宏觀調控之突然、力度之大、爭議之多應當是空前的。客觀地看，土地資源、金融資源和立項審批資源幾乎是目前中央政府手中最后的王牌，在中國的各種需求要素如消費能力、市場容量、產業升級等正在迅速走向市場化配置，而與此同時最重要的供給要素如金融、土地資源和審批制度等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時候，我們不得不面對要素需求與要素供給之間巨大的沖突，兩者公開的或私下的博弈將形成經濟增長中最大的制度成本。在“鐵本事件”、“德隆崩盤”、“中銀重組”和一系列體現中央政府強制手段效力的措施中，體現扶植國企集團、輔助本土企業和支持科技實業的新經濟政策將在一段時間內取代多年來推動民營企業、大力吸收外資和倚重金融運作的強勢群體政策。

　　而2004年年末對溫州“炒煤團”封殺更是體現著政府意志。據媒體報道，近幾年山西省內地方礦60%、鄉鎮礦80%均由溫商承包。目前，由溫商承包煤礦的產煤量占山西省總產量的五分之一，也就是全國煤炭產量的二十分之一。山西煤炭業已成就了一批富豪。開奔馳、寶馬豪華汽車，四處購買房產，養二奶，奢華消費，成為煤炭富豪們的生活常態。由于煤炭行業的高風險，他們大多缺少長期創業思想，撈夠就走，據稱，每年百億資金流向京津滬，他們在北京，甚至在美國、加拿大、新西蘭等國外高檔住宅小區購房。

　　很顯然，無論從科學發展觀，還是以人為本，或者是能源合理開發，溫州“炒煤團”都很難逃得過政策的打壓。對于企業而言，投資并不能死死盯著所謂的回報率，看好政策風向才是頭等大事。

　　行業沖擊

　　入世之前最離譜的預測是汽車業會受到災難性打擊，但是三年的實踐表明，中國汽車產業不僅出現國內產銷兩旺的現象，進口汽車和進口汽車的銷售也很旺盛。造成預測偏差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我們可能低估了汽車行業入市前的競爭力；另一方面，我們也低估了汽車業對外開放所可能帶來的利益。

　　但我們有一點不能忽視，中國汽車企業幾乎完全成了跨國公司的生產基地，與此同時，我們在制造業的很多領域幾乎都落入了汽車業一樣的境遇。

　　入世之后，有關中國是不是“世界工廠”或是否可能成為“世界工廠”等在經濟界引起了最多的爭執。

　　在國際上，一方面，WTO后跨國公司普遍視中國為財富重鎮，魚貫而入者如過江之鯽，勾畫出一幅中國將加速成為“世界工廠”的紅紅火火畫面；另一方面，“中國威脅論”的經濟版——“中國制造業威脅論”新鮮出爐且被西方媒體爆炒，與“中國崩潰論”一起頑強地用口水阻礙著機器向中國的輸入。

　　在國內，一方面，有人高聲歡呼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視之為幾千年中華文明嬗變的吉兆；另一方面，也有人將中國做“世界工廠”看作是中國淪為世界低科技產品制造基地以及粗糙產品的倉庫，并為中國人將淪為世界的“藍領”悲哀不已。

　　國資委研究中心的趙曉博士認為，比較清楚的一點是，中國在制造業方面的優勢目前主要只是在某些制造業產品特別是非科技創新類產品上具有優勢。例如，鋼、煤、彩電、洗衣機、冰箱、空調、微波爐、摩托車、水泥等產品中，“中國制造”均已占世界市場占有額的第一名。但即使在這些產品方面，中國廠商也更多地處于組裝和制造環節，普遍未掌握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和關鍵技術主要依賴進口。例如，中國的格蘭仕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微波爐生產商，但關鍵件磁控管仍然依賴進口；中國正在成為全球最大的空調生產基地，但高性能柜機仍要采用美國谷輪公司的渦旋壓縮機，而變頻空調統統要依賴日本技術。除此之外，中國企業還存在著供應鏈管理方式較落后，跨國經營能力差等問題。

　　有人戲言，與其說中國是制造中心，不如說是裝配中心。但不可否認規模將決定一切，龐大的中國市場的崛起將加速中國從裝配中心、搬運經濟向真正的制造中心的轉化過程。

　　競爭在管理

　　當中國進入WTO六年市場開放進程過半的時候，一些有遠見的中國公司高級管理層開始逐步轉移其關注焦點，改變商業戰略。來自德勤的調查顯示：中國企業高層管理人員日益意識到運用新的戰略性工具的必要性。公司治理、品牌建設和知識產權保護已成為受訪中國企業最為關注的三件頭等大事。知識產權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但是，它將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的主要增長點，而中國今后將成為知識產權的主要利益主體，因此，建立監管架構、培育保護知識產權的文化對于中國而言至關重要。

　　而來自中國企業聯合會的調查顯示：多數企業重視管理，已認識到管理是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命線。在樣本企業中，有74.61%的企業認為管理與技術同等重要，認為管理比技術重要的企業比認為技術比管理重要的企業多16.25%.

　　專家分析說。中國企業的弱勢在于管理水平，管理基礎普遍不行，所以當它小的時候，還是地方企業的時候，管理上看不出問題，一旦要發展要擴張，最初的管理能力就被稀釋掉了，成為前進的大忌。

　　入世之后，中國企業更加意識到在管理水平上與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相比有著很大的差距,特別是在全球化市場競爭與合作的環境中明顯落后，并嚴重影響著中國企業經濟效益和競爭力的提高。很多中國企業主動從全球化發展戰略高度審視供應鏈管理(SCM)、企業資源計劃(ERP)、業務流程重組(BPR)和信息技術(IT)的原理與作用。

　　據權威統計資料顯示，美國、德國企業流動資產周轉率為8次/年，日本企業流動資產周轉率為7次/年以上，而我國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流動資產周轉率僅為1.62次/年。假如我國企業的流動資產周轉率能達到美國、德國和日本的一半水平，就可大大地減少流動資產平均余額，提高資金利用率，將更多的資金用于更大規模的企業發展。

背景資料：入世三年我國市場環境變化

　　關稅進一步減讓

　　加入WTO以來，我國關稅總水平已經由2000年15.6%降至2004年的10.6%，2005年將進一步降低到10.1%，2008年降至10%。工業品平均關稅2005年將下降至9.3%，一些重要的工業品比如汽車整車，加入世貿組織前關稅為80%至100%，加入后第一年降至43.8%，2008年7月1日將進一步降低到25%。我國加入了世貿組織信息技術協定，在信息技術協定項下信息技術產品關稅在2005年全部降為零。

　　市場空間進一步擴大

　　近幾年來，我國進口額增長迅速，2000年進口已達到4128億美元，同比增長39.9%，列世界第三位；2004年前三季度進口額就已經達到4123億美元，比去年增長38.2%。我國利用外資繼續保持世界領先地位，已連續十年位居發展中國家之首，2003年實際利用外資535億美元，2004年前三季度實際使用外資487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1%。在外商投資中，資金技術密集型項目增加，跨國公司來華設立地區性總部、采購中心和研發中心增多，特別是以信息通信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繼續大規模向中國轉移，全球信息技術100強企業中，90%已經在華有投資。

　　完善法律體系，改善投資環境

　　三年來，我國政府各個部門共清理各種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其中通過人大、國務院和各部門修訂320多件，廢止830多件，涉及到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和投資等各個方面。2004年７月１日開始實施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我國已經實行了50年的外貿權審批制改為登記制，意味著我國提前履行了放開外貿權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