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東部沿海一個陸域面積10萬余平方公里的省份。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這個以弄稻侍桑聞名天下的地方開始承載另外一種歷史使命：突破中國計劃經濟體制，成為市場經濟的啟蒙者、拓荒者和先行者。
二十余年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初步確立。在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中，各種新課題將不期而至，這是歷史的必然。
作為先行者，浙江自然是觸及新課題最敏感的神經。
市場經濟先驅腹背受敵
在中國大陸，浙江陸域面積僅多于海南和寧夏，位列倒數第三，且“七山二水一分田”。但就在這“彈丸之地”上，浙江近二十余年間創造了令世人驚嘆的經濟奇跡。1978年到2003年，浙江省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13.1％，人均GDP從331元人民幣增加到了2440美元，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去年首次超過廣東名列各省區之首，而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連續18年保持全國省區第1位。2004年上半年全省實現GDP5110億元，到年底將突破萬億元大關，成為中國第四個GDP超萬億的省份。
然而，浙江這個市場經濟的先驅，近年來卻遭遇腹背受敵的尷尬。
統計顯示，浙江的耕地面積僅占全國1％多一點，但從1979年以來，這個省新減少的耕地面積達726萬畝，相當于2003年末實有耕地面積的30.4％。僅2001年至2003年，浙江省平均每年減少耕地58.45萬畝。隨著離農保田紅線的距離越來越近,浙江從幾年就開始普遍出現“用地難”。宏觀調控到來后，用地緊張狀況進一步加劇，如南方控股集團在宏觀調控前向國外定購了一批價值1.5億人民幣的設備，到現在都沒有辦法運回來，因為無處落地。
與用地的煩惱并駕齊驅的是電荒。浙江已是中國最嚴重的缺電地區。2003年，浙江全省發電量增加17%，外購電量增加51%,但仍不得不拉閘限電,當年“非典”給浙江GDP造成的影響是0.3個百分點，而“能源荒”拉的后退卻達到0.6個百分點。2004年上半年，浙江有超過一半的企業存在非正常停電情況，平均每月停電11.32天。
驟然趨緊的還有勞動力。流動的農民工是浙江多數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職工隊伍的主流，成熟的產業工人隊伍總體處在缺少狀態，給企業的管理和穩定帶來困難。而“技工荒”更使不少先進的生產線難于有效運轉。浙江不少地方“10萬年薪招不到一個鉗工”。
地處江南水鄉的浙江，近年來還面臨嚴重的”水荒”威脅。在地處海島的玉環縣,2004年夏天花數千萬元持續一個多月從外地買水，最高一天費用達22萬元。
寫在輝煌背面的另一份賬單
二十多年來，更多的浙江人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增長速度之中，而無暇去思考速度背后的隱憂，很難想起去算一算每份增長背后成本代價的賬。
浙江省工商聯上半年宏觀調控前調查了全省的近千家上規模民營企業，結果顯示，企業的土地平均產值僅為0.42萬元／平方米，有的開發園區對進園區企業要求僅是每畝產出15萬元，每平方米僅225元。
浙江統計部門不久前出具的《浙江GDP增長過程中的代價分析》顯示，在控制能源消費方面已經做了大量工作的前提下，2002年這個省每億美元GDP的能源消費量為7.11萬噸標準煤當量，比1990年下降了5.52萬噸標準煤當量。但與世界水平比較仍有差距，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為4.48萬噸標準煤當量，高收入國家只有2.90萬噸標準煤當量。
這份報告同時還指出，2003年浙江省的廢水排放總量達27.03億噸，工業廢氣排放總量達10432億標立方米，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達1976萬噸，表明這個省每生產1億元GDP需排放28.8萬噸廢水，生產1億元工業增加值排放2.38億標立方米工業廢氣和0.45萬噸工業固體廢物。這幾個指標分別比1990年增長84.8％、3.0倍和1.3倍。環境污染的加劇，又不斷地拉大治理環境污染的費用支出。2003年浙江省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達231.68億元，比上年增長33％，支出占當年GDP的2.5％。這份報告透露，由于還難以建立資源環境統計與估價制度，更多的資源耗減與環境污染所引起的生態環境惡化，目前還無法用價值量核算。
《浙江GDP增長過程中的代價分析》得出結論：浙江的投資代價已呈現越來越大的趨勢。
一方面是增長速度的“弓張弦滿”，一方面是單位增量的代價越來越大。同兼資源小省和經濟大省兩個身份的浙江，遭遇“成長的煩惱”在所難免。
重新認識市場經濟
作為艱辛探索的先行者，浙江自然搶占體制先發優勢的甜頭。二十余年前，當大批一無資本、二無技術、三無文化的浙江農民帶著朦朧的商品經濟意識投身工商業時，恰遇持續數十年的“賣方市場”，為他們迅速完成原始資本積累和介入產業領域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用低價作殺手锏,用數量放大利潤，速度越快越好。”正是這種競爭力模式在締造輝煌的同時，也模糊了市場經濟先行者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可以說，直到幾年前，市場經濟的內涵在多數浙江人眼里不過如此。弊端是近來才被發現的：數量低價擴張的甜頭一以貫之，推遲了附加值意識的覺醒；簡單的復制就可以成為盈利之道，使得產業升級換代和結構調整貽誤戰機；唯速度論，忘記了資源要素的入不敷出和環境的犧牲。
“成長的煩惱”讓先行者回過頭來再次審視市場經濟。
紹興：釜底減薪 其水愈沸
生存的危機能夠從根本上催生革命。近年來，“成長的煩惱”在浙江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倒逼機制”，形成從目標到手段的“逆向逼迫”。不曾料想，這恰恰成了歷史進步的動力之源。
紹興在浙江是與杭州、寧波、溫州并駕齊驅的四個GDP超千億元的城市之一，2003年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通過前幾年充分到位的鄉鎮企業改制，諸多經濟學家認為此地集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之大成，發展后勁充沛。
紹興市計委主任陳忠瑤給筆者算了一筆賬：2003年紹興的人均生產總值雖然已超過3000美元，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45%的投資增長拉動的。2003年，紹興單位用電量實現的工業增加值僅為1997年的76%，萬元生產總值的電耗高于杭、甬、溫，并且是日本的4倍以上。
按照已制訂的規劃，2007年，紹興市人均生產總值要達到4500美元，2015年是10000美元。其實，當地搞經濟工作的人都知道，照過去的消耗水平和增長方式，土地、能源、資金乃至水等大生產要素根本無法支撐，所謂目標也只能是紙上談兵。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事實上一直是紹興市的內在需求。在原有的考核體系和評價體系之下，多數基層領導注重的是結果而非過程，提升質量的積極性比不上追求數量的沖動。
近年來，紹興“成長的煩惱”越演越烈，土地、電力、資金以及勞動力的短缺烽煙四起。2004年中央宏觀調控政策出臺，土地被凍結，銀行資金大幅度削減，要素短缺形勢進一步加劇，除了背水一戰，沒有出路。 宏觀調控政策出臺一個多月后，紹興市有關部門就制訂了一份全新的產業導向目錄，嚴格限制了水泥、印染、化纖行業一般性的產能擴張等項目，重點鼓勵信息、精細化工、機電一體化等高附加值、節能環保、優高農業等項目。為此，全市對2589個固定資產投資項目進行清理整頓，對118個重點建設項目進行調整，其中38個調整實施計劃，22個暫緩建設，調整率達到50.8％。
面對缺電、缺地、缺資金的新形勢，紹興的企業間出現了一種反差：一方面，優勢企業發展勢頭不減，但在用地、用電等方面明顯感到發展空間不足；另一方面，部分企業經營效益不佳，有空間有資源卻苦于沒有發展項目。在這種反差中，一些企業經營者開始嘗試用并購重組的方法來“強己活人”。紹興萬亨盛集團出資500萬元并購當地一家已經倒閉的啤酒廠，改造原有的土地、廠房和排污管等設施，吸收啤酒廠職工1000多人，轉產搖粒絨、拉毛產品等，取得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中廈建筑實業公司與平水制氧氣廠共同創辦了紹興富源氣體有限公司，前者提供資金、土地，后者提供技術、銷售力量，實現了強強聯合。
許多人先前認為,大資源要素的異常短缺，會使紹興的經濟特別是工業經濟一落千丈,然而,截至9月底，紹興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的增長幅度達到33.5%，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幅還提高了5.3個百分點。與規模工業增長強勢相呼應的是，初步預計2004年紹興的GDP將達到1315億元，增長15.5％,市財政收入、城鄉居民收入等體現經濟運行質量的經濟指標也同樣絲毫不見頹勢。這種“釜底減薪,其水愈沸”的效果,讓紹興真切地體會到增長方式轉變的價值。
正泰 :“數字化生存”
不久前，記者走進著名私營企業溫州正泰集團的總部，看到每位中層管理人員的案頭都放有一本美國著名管理學者詹姆斯.柯林斯和杰里.波勒斯的著作《基業長青》。這是集團董事長南存輝布置的“作業”，每人要通讀且要寫出心得體會。
大企業是“成長煩惱”集中的焦點，正泰集團僅一季度因缺電未能如期交貨的合同值就達1.6億元。大資源的緊缺，讓這些企業醒悟，百年長青之計，不能建立在對資源無節制消耗的外延擴張上，必須走出一條產業升級、內部管理優化的內涵發展道路。
去年夏天，正泰集團投資5000萬元啟動了一個以打造企業核心信息系統為目標的重大系統工程——“數字化正泰”。這是一個統一的、全面集成的信息化應用平臺，功能涵蓋企業運營的各個方面，統一管理企業的各項業務和信息資源。通過此系統的應用最終實現正泰集團支持產品創新設計的協同制造、支持協同商務的供應鏈管理，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企業的決策支持和知識資源管理，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
在高達數十米的物流倉庫，正泰集團副總裁陳建克對記者說，以前原料進庫和產品出庫全肩扛背馱，效率低不說，物流的周轉還極其不合理，進進出出全是外層的貨，靠里邊的和底層的就永遠積壓著。現在，采用全套微機控制的現代化倉儲物流系統，貨物向流水一般此進彼出，每個環節的數量、品類和有效期限一目了然，從而使得企業的資金運轉始終處在最高效的匹配點。
通過三年的努力，正泰集團經過嚴格的審評，2004年以內部管理的“最優績效模式”榮獲中國質量最高獎“全國質量管理獎”。這是中國私營企業首次獲得該獎項。
中國民營經濟起步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商品嚴重短缺時代，“賣方市場”這個特殊的市場環境，使得不少民營企業并未深刻理解市場經濟的真正內涵，從而造成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發展格局，在發展理念上，多數企業注重的是簡單的量的擴張和價格競爭。
正泰等一批企業的新理想讓人們再次看到了中國民營企業自我修正、調節和完善的巨大力量。調查顯示，浙江民營企業的平均生存期為11.4年。浙江省工商局局長鄭宇民說，浙江民營企業從第一次飛躍邁向第二次飛躍。“前者可能靠的是勇氣和膽識，后者需要的是改革與創新。”
浙江光宇集團主要生產玻璃，是紹興市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民營企業。就在去年，面對全國一片火熱的建設市場，光宇集團考慮最多的是如何在數量上坐上全國“玻璃老大”的位置。而眼下，進行產品升級，生產優質及超薄玻璃，向汽車玻璃和電子玻璃市場領域拓展，成為集團新的發展方向。目前光宇集團已成功開發出1.1毫米的超薄玻璃，成為國內第二家有能力生產這種玻璃的企業。同時，光宇集團正在進行技術攻關，預計這個月將成功開發出0.75毫米超薄玻璃，進入電子玻璃市場。如果0.75毫米超薄玻璃開發成功，將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每重箱玻璃達到3000元以上，是普通玻璃價格的10多倍，可年增加利潤3億元以上。
光宇集團董事長馮光成說，企業樹立科學發展觀，增強核心競爭力，既是當前宏觀形勢所迫，更是企業樹立百年大計所需。
有數據表明，在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浙江省，2004年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科技活動經費支出32.6億元，研發費用16.9億元，同比分別增長50％和1.55倍。與此同時，浙江省企業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不斷增強，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迅猛。
期待掌聲再次響起
煩惱，誰都不想要；但浙江攤上了，無法躲避地攤上了。如果有等著病詬浙江的,終于有了病詬浙江的充分理由；如果有等著笑話浙江的，終于有了笑話浙江的足夠笑柄。
煩惱的降臨，浙江的確應該檢討，而且，再深刻的檢討都不為過。不過，任何人都不要忽視，在這個“煩惱”的前面有一個定語:“成長”！
倘若沒有二十多年前的“敢為天下先”,倘若沒有二十多年中的“白天當老板? 晚上睡地板”，浙江也許不會有今天的煩惱。安耽自然是安耽的，只不過，無法預料的是，4700萬人是否還有耐心在人均不足半畝的耕地上繼續守望“致富的夢想”？
遭遇“成長的煩惱”，讓浙江，也讓全國其他地方，看到了市場經濟的完全面目。僅有速度不是市場經濟；僅靠數量不是好的市場經濟；僅有經濟增長的單兵突破不是市場經濟的終極目的。這些道理很多人都掛在嘴巴上，但是不經歷切膚之痛，沒有人會真正了解其中的內涵，或者說沒有人會真正把這些道理當道理。如何在數量與質量、速度與效益、發展與環境、經濟與社會間構建和諧，我們還等待有人做出更為卓越的探索。
（作者潘海平為新華社資深財經記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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