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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可以實施目標管理，也可以搞得它名存實亡。對于成果管理，中國人同樣具有這樣的本領。”（曾仕強《中國式管理》6頁）
中國式管理的踐踏規則甚至達到了使人懷疑其別有用心的程度。請看以下觀點：
“仔細觀察中國人的習性，不難發現‘當一個中國人有道理的時候，他喜歡講道理，而不提法律條文；當一個中國人覺得自己沒有什么道理的時候，他就開始引用法律條文，企圖以合法來掩飾自己的無理或不合理；當一個中國人知道自己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時候，他便胡亂罵人，想要以潑婦罵街的方式，來獲得同情或鄉愿式的和稀泥以求自保。’
過去我們一直以為如此行為，根本不合乎“現代化”的要求，既然和西方人不一樣，就應該趕快加以改變。現在我們經濟發展恢復自信心，是不是應該重新來思考自己的傳統呢？”（曾仕強《中國式管理》45-46頁）
中國經濟發展與踐踏規則有什么邏輯關系？難道中國現代化的成就都是因為我們不遵守規則才取得的嗎？這是何等的邏輯錯亂？
再看下面的觀點：
“個人與個人之間，契約既沒有太大的功能，規定也常常形同虛設，因為‘人肉咸咸’，遇到存心抵賴的人，契約和規定，好象永遠使不上力。結果只能夠約束好人，卻任由壞人逍遙法外，產生不了什么管理效果。
一切具體化、透明化、明確化、成文化，最大的隱患還是把自己縛得完全沒有回旋的空間，不是弄得自己誠信有問題，便是被譏諷為‘朝令夕改’。”（曾仕強《中國式管理》49頁）
中國的法制建設和規則建立方面只會遠遠不夠，而不會已經過度。反對中國管理的規則化，是一種徹底的反現代行為。再看一段文字：
“西方人蒙受不白之冤，喜歡依法申訴。中國人則心里明白，法只能保護一時，得罪了人，卻會引來長遠的報復。息事寧人，表面上看起來很懦弱，實際上往往是根本化解之道。……訴諸于法，原本是不得以才用，中國人常常透過法庭外的和解，用意即在避免或減輕因申訴產生的后遺癥。”（曾仕強《中國式管理》175頁。）
以上這種腐朽的觀點，活脫脫是為中國農村學校亂收費、貪官橫行等現象作辯護。本文作者之一張羿去年春節回山東老家，就聽親戚說過這樣的事情：一家農村小學收了學生的暖氣費，卻根本不給學生安裝暖氣。家長人人敢怒而不敢言，沒有一個人舉報，原因都是害怕得罪了學校，孩子沒地方上學。這種懦弱是怎么產生的？這不正是息事寧人思想的惡劣后果嗎？
中國式管理這種與現代化唱反調的觀點，究竟屬于什么偉大的創新？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八：扼殺創造力
中國式管理還企圖讓中國人回到“萬馬齊喑”的時代。請看下面的言論：
“今日社會動蕩不安，追究起來，有些人輕視倫理，鼓勵‘有話就要說’；電視上常常出現‘我有話要說’的字幕或聲音，都將難辭其咎。”（曾仕強《中國式的管理行為》238頁。）
今日中國只是價值混亂，何曾動蕩不安？“有話就要說”，難道有什么不對嗎？改革開放使中國人的創造力得到了很大的發揮。如今締造創新型國家、發展創新型企業又是我們全民族的歷史使命，而創新首先需要的就是解放個性。中國式管理扼殺創造力的觀點實在是讓人看不懂。
中國式管理還公然倡導侍奉主子的奴才哲學，與后現代管理的管理主體觀完全背道而馳。
“事情順利成功，是領導者正確方針的功勞；事情失敗，那是推動者的過失，與領導者無關。此時推動者為了表示負責，可以請求辭職；而領導者則視情況，予以慰留或照準。這種領導者有權無責、推動者有責無權的現象，西方管理學者，或許會嗤之以鼻，但就大易管理而言，只要大公無私，有什么不可以？”（曾仕強《大易管理》142頁）
責權不明原本就是中國企業的通病，中國式管理倡導使責權更加不明的做法，只會使中國管理更加混亂。
而自卡西爾發表人是“符號的動物”觀點，德魯克提出“知識工作者”概念，以及知識經濟的興起以來，世界管理革命突破現代管理范式而進入后現代管理階段。后現代管理的核心思想就是通過產權模式、組織架構等的變革，使每一名員工都成為企業的主人。在這種人人為管理主體的情況下，每個人的創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同時也產生最強大的團隊力量。尊重個體與團隊精神，對于后現代管理并不矛盾。這早已為微軟、GE等眾多世界優秀企業的實踐所證明。
但中國式管理為了標新立異，完全不顧后現代管理時代的管理實際，執意抹殺員工的個體價值。請看下面的觀點：
“管理者最好明白，個人的力量，一定不如眾人的力量那么強大。標榜自己的創見，強調個人的貢獻，不但不能夠匯集眾人的意志和力量，而且容易引起大家的嫉妒和打擊。我們比較喜歡用延伸的方式，把自己的意見溶入上級的意見，使其內容更加充實。組織成員，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部分意見，集中到上級的意見里面，便成為眾志成城的好意見。現代人受到西方的影響，開口閉口就說什么個人的意見，實在是不智的舉動，破壞組織的凝聚力，也造成各人堅持己見，不肯讓步的僵局。不如以上級意見為主軸，融入大家的看法，匯合成大家的意見，更為可行。”（曾仕強《大易管理》215頁）
通過以上闡述，不難看出，中國式管理的抹殺個性，原因是害怕嫉妒，目的是為了息事寧人。這決不是一個坦蕩的中國人所應秉持的行為。當我們人人都追求坦蕩無私，個體價值與集體利益就不會有什么矛盾。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九：助長迷信之風
更為嚴重的是，中國式管理還假借科學之名，而行迷信之實。說中國式管理公然宣揚迷信，并不為過。
“何況大易哲學，從歷史淵源來考察，最早都具有明顯的卜筮作用，不宜完全加以忽視。”（曾仕強《大易管理》10頁）
“占卜到底是不是迷信？我們不贊成用‘是’或‘不是’來回答。正確的占卜，不是迷信；不按理出牌的占卜，當然是迷信。”（曾仕強《大易管理》64頁）
我們承認《易經》的價值，但不等于毫不批判地接受。但中國式管理卻連其糟粕也照單全收，甚至特別重視其糟粕部分。中國式管理不好好研究現代決策科學，卻號召中國企業用占卜來輔助決策，并慫恿大家燒香拜佛，實在是不明智之舉。
由于局限于中國的某些封建文化，中國式管理并未清楚地界定迷信與信仰之間的巨大界限。因而，在信仰方面又給中國人開出了糊涂的藥方。神秘主義主導下的中國式管理是異常危險的。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十：助長人性之邪惡
中國式管理還有助長人性邪惡之嫌。請看以下的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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