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志勇
近日，郭宇寬博士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最缺公關公司》的文章，對當下企業、媒體和公關行業在危機公關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良現象提出了批評。郭博士認為，公關公司“沒有真正的、提高社會理性的溝通機制，并且以一種掮客手段強化了與記者、媒體老總之間灰色的、地下的利益輸送格局。”盡管郭博士并不身在公關行業，對公關行業的情況不完全熟悉，公關公司的職能也并非僅限于危機公關，但筆者認為，郭博士對于危機公關的觀點直擊時弊，應該得到公關業界、企業和輿論的重視。
時至今日，社會對公關公司已經不再陌生，公關公司的業務范圍通常包括企業形象塑造、產品推廣、媒體傳播、媒體關系管理、活動管理等，近年來，隨著新媒體的興起，公關公司更是活躍在新媒體傳播的一線，服務內容越來越廣泛。盡管危機公關只是絕大數公關公司的一小部分業務，但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外界對這個行業的印象。
筆者遇到企業關于危機公關的業務和培訓咨詢時，很多企業最關心的并不是我的策略建議和處理經驗，而是我是否有足夠的媒體資源，是否能夠在關鍵時刻 “擺平”媒體。這是目前企業面對危機的普遍心態，他們更愿意“花錢消災”，而不是正視問題，誠實地與利益相關者溝通。
很多公關公司一方面出于利益驅使充當具體的執行人，甘當“掮客”；另一方面，迫于客戶的壓力，硬著頭皮做違背職業準則的事情。
當然，我們不能僅僅將這種現象的存在歸咎于某一些公司或者某一些行業的道德水準，很多行業問題，其本質是社會問題。長期以來，我們對于不同輿論的態度都是以壓制為主，一紙文件，一個招呼就可以輕松“搞定”很多事，粗暴簡單，從下到上屢試不爽。這也讓很多人養成了這樣的慣性思維。
盡管“搞定”在一定范圍內依然有效，但是顯然已經越來越不合時宜。新媒體的發展、自媒體的影響力日隆以及輿論環境的越發透明和寬松，使得“搞定”難度空前加大，無論是達芬奇家居和記者的私下交易，還是大眾“公關門”中企業高層對記者的“訴訟”脅迫，都難以改變危機本身的進程。
作為從業者，不妨自問，當面對利誘，我們是堅守專業價值，還是甘當職業掮客？
（作者沈志勇系資深公共關系顧問、新橋公關CEO；主講課程《危機公關策略與應對》 《公共關系傳播與媒體溝通》 《醫院品牌營銷與危機公關》 《客戶投訴處理與媒體溝通》）。
附：郭宇寬博士原文
郭宇寬: 中國最缺公關公司
在中國有很多企業把自己稱做公關公司，而且形成了一個很大的產業鏈。我認識的一些做記者的朋友也有改行去做了公關公司，優秀的公司還成功上市，而且業績一路增長。但非常遺憾的是，在我眼中，中國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關公司。而真正的公關公司卻是中國現階段非常需要的。
所有的企業，一旦想上市，就會有很多記者來采訪，在我看來很多絕對是無良的記者，去找企業的問題進行曝光，一旦負面消息被曝光，這個企業上市就成了泡影。在中國的體制下，如何阻止這些去曝光的記者，就要通過公關公司的渠道給他們錢來進行阻止，公關公司和這些無良記者基本上成為了一條產業鏈。每年中央電視臺做3•15晚會時，也是這些公關公司產生巨大生意的時候，很多企業找公關公司對自己的企業做形象維護。任何企業一旦被曝光，就會出現經營上的困難。因為曝光把企業搞垮的典型案例，比如“達芬奇”，他們在知道要被曝光的第一時間所做的事情是，拿出百萬元給記者，希望把這個事情按下來、不要報道。世界上任何人有誰能說自己沒有缺點、沒有犯過錯？就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難道不許別人說嗎？我們要理解，任何人身上都有錯誤，如何正視這些錯誤才是重點。
同樣，企業也有它的缺點，在供應商、員工或者產品質量上，總能挑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社會應該有一個理性溝通的平臺告訴大家，如何全面理解這個企業，就像對一個人一樣，我們要有一種健康的批評，指出他的不足，但目的并不是指出他的不足全面否定這個人。現在，因為中國缺乏真正的、面向公共的理性溝通機制，最后帶來產業形態的惡化，這就是為什么我說中國現在沒有真正的公關公司，有的都是“私關公司”。這些公司沒有真正的、提高社會理性的溝通機制，并且以一種掮客手段強化了與記者、媒體老總之間灰色的、地下的利益輸送格局。有些記者在我看來就是不知廉恥，把自己變成像黑社會一樣到處敲竹杠、收保護費的所謂新聞界的大腕。
中國未來特別需要真正意義上的公關公司而不是現在遍地開花的“私關公司”。如果我做一個公關公司，我的基本信念是：假如媒體要報道一個企業的負面消息，前提是這個負面消息是真的。作為公關公司所做的事情不應該是鼓勵這個企業花百萬元給媒體負責人送錢、干預媒體的報道，這個事情如果值得與社會進行溝通，我們會召開大規模的新聞發布會，并且讓社會形成一種健康的壓力，要求媒體對這個事情做出全面、客觀的報道，幫助社會來理解這個企業，就像一個人犯了錯誤并不可怕，如果能有一種正確的姿態來處理這個錯誤，并不影響這個人正面的形象。(作者系資深媒體人、清華大學博士后研究員、著有《開放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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