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未來的影子,與其為現在的危機惴惴不安,不如替未來的風險未雨綢繆。即便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已然隨波東去,有如驚弓之鳥的市場依舊如坐針氈,心神不寧。2009年11月25日迪拜債務危機的爆發似乎又讓時光倒流回2008年9月那段不堪的日子,人們篤定地預感著新危險的到來,而新的恐懼真就這樣接踵而至:12月8日,惠譽(Fitch)將希臘主權債務評級調降至BBB+,盡管對局內人而言這并不出乎意料,但不知情的市場還是不依不饒地將其視作迪拜蝴蝶煽動翅膀的連鎖反應。于是乎,對危機升級的擔憂再度風生水起,美元大幅反彈、股市全面下跌、油價金價驟然回落。
在筆者看來,從主權信用危機、銀行業危機、信心危機和經濟危機四個維度的分析迪拜以及希臘事件的影響,迪拜危機目前尚屬于綜合影響較為有限且具有可控性的區域性危機,其“蝴蝶效應”不足以再掀“金融海嘯”。但值得強調是,迪拜蝴蝶讓我們隱約看到未來的一系列潛在風險,如果置若罔聞,那么全球經濟的復蘇之路將更顯曲折,甚至會有意料之外的無謂反復。
從現在看未來,第一種風險是新興市場再爆區域經濟、金融危機的風險。迪拜危機表明,在發達市場企穩之后,新興市場已經成為最重要的風險區域,由于其本身具有脆弱性,不排除周期轉折階段跨境資本的高速流動導致新興市場接連爆發區域性經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回顧歷史,起源于美國的次貸危機似乎讓市場淡忘了一點,近十余年來新興市場始終是金融危機頻發的危險區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機、2008年越南金融危機和2009年迪拜危機均出現在新興市場,并呈現出新特征:一是國際資本的大幅流入流出往往構成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索;二是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度的過快上升往往構成危機失控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不完善的匯率制度往往成為國際投機勢力的攻擊對象;四是“重增長、輕通脹”的政策取向往往給危機埋下隱患;五是經濟增長快但波動明顯、通脹率高的經濟體往往更容易爆發危機;六是金融危機往往給銀行體系帶來巨大沖擊,危機恢復曠日持久。展望未來,新興市場金融風險積聚和爆發的可能性不容小視,原因在于:一是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前期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堆積了大量資產市場泡沫,為金融危機的后續可能爆發埋下了隱患;二是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尚處于經濟、金融轉軌階段,制度變化過程中各類金融風險較易滋生;三是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可能會面臨通貨膨脹惡化的風險,市場恐慌情緒較易加劇;四是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調控和金融監管經驗匱乏,難以有效預防金融危機;五是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金融市場波動劇烈,較易成為國際投機勢力的沖擊對象;六是國際資金從大幅流入向大幅流出的可能轉變會成為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爆發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從現在看未來,第二種風險是歐美金融體系恢復緩慢的風險。雖然迪拜危機并未深度波及歐美市場,但國際評級機構在下調迪拜和希臘評級的同時,還特別強調了歐美信貸市場的殘余風險。受去杠桿化趨勢影響,歐美金融穩定仍然面臨較大壓力,公司債、信用卡等信貸市場風險較為突出。2009年7月,美國公司債市場持續惡化,高收益債券違約年率達11.5%,預計2009年末至2010年初違約率將達到峰值。歐元區的情況相對較好,高收益債券違約年率為4.6%,但疲軟的經濟可能將導致債券市場未來出現較大損失。與公司債市場相比,受不斷攀高的失業率影響,消費信貸市場的情況更為嚴重。2009年9月,美國各機構信用卡逾期還款率均值為5.6%,遠高于2008年9月的4.4%,較2009年初及第2季度末的5.5%也有所上升;英國各機構信用卡逾期還款率均值達7%,高于2009年初的6.7%和2008年9月的5.9%;在歐元區,特別是愛爾蘭和希臘等經濟體,信用卡逾期還款率也逐漸上升,消費信貸市場面臨較大壓力。
從現在看未來,第三種風險是超預期反彈蘊藏的透支風險。短期經濟增長總是圍繞長期均衡水平波動,2009年下半年“超預期”的經濟反彈將實體經濟推高至長期均衡水平之上,進而帶來了未來增長率“二次回落”的透支風險。歷史實證研究表明,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僅局限于短期,IMF2009年10月期《世界經濟展望》第四章中的研究結果顯示 ,就大部分經濟體而言,危機過去七年后的產出水平依然低于危機前10%左右。這種持久性影響源自危機對潛在產出水平的深遠影響,OECD(經合組織)的最新研究結果也顯示 ,危機導致潛在產出平均下降了1.5%到2.4%。更深層次看,危機對潛在產出水平的不利影響則源自信貸緊縮對長期資本要素的抑制作用和創新速度放緩對全要素生產力的抑制作用。正如筆者之前的研究中所強調的 ,全球復蘇是一個緩慢、漸進和曲折的過程,在較長時間內,實體經濟都難以恢復到危機前的繁榮水平,因此,現在的“超預期”增長反而降低了對未來增長水平的預期。透支風險表現為:其一,2009年下半年“超預期”的數據相應提高了未來環比數據計算的基期水平,降低了未來數據“超預期”的可能;其二,未來,市場信心可能由于短期數據變化而從過于樂觀轉向悲觀,進而降低市場信心和經濟活躍度;其三,前期政策的刺激效應將從高峰逐漸下降,特別是在政策退出和政策跟進銜接的時間窗口,實體經濟可能出現短期回調;其四,大多數經濟體均面臨“低就業增長”的格局,失業率上升將通過抑制消費對實體經濟產生較大負面影響。
從現在看未來,第四種風險是差異性復蘇引發的結構風險。在未來新的復蘇周期,全球經濟結構的差異性開始顯現,表現為:其一,不同經濟體進入復蘇周期的時點存在較大差異,在危機中受到沖擊相對較小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在危機后受益于大宗商品價格回升的資源型經濟體將率先復蘇,而隨后美歐可能將先于日本復蘇;其二,不同經濟體的復蘇路徑和復蘇力度存在較大差異,基本面較好、資源配置較為合理、勞動生產率相對較高的經濟體將走進更趨強勁和穩定的復蘇周期;其三,不同經濟體在退出政策時點和退出方式選擇上存在較大差異;其四,經濟增長模式不同的經濟體在跟進政策的選擇和未來政策的風格上存在較大差異。差異性復蘇可能將給全球經濟的未來發展帶來結構風險:一是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將持續抬頭;二是金融市場的政府干預行為可能將有所增加;三是跨境資本流動可能將更趨頻繁,國際投機勢力將更趨活躍;四是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可能將大幅增加;五是全球范圍內的宏觀政策沖突可能將更趨激烈。
從現在看未來,第五種風險是高額財政赤字引發的主權風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政府實施了強有力的公共干預措施和財政刺激政策。在危機企穩的同時,各經濟體,特別是發達經濟體的財政赤字問題日益凸顯。一方面,高額財政赤字引發主權風險。IMF公布的數據顯示,財政赤字永久性增長1%,長期利率將上升10至60個基準點,利率上升將抑制投資,進而拖累經濟增長,降低政府未來償還債務的能力,因此,財政赤字較高且儲蓄率較低的經濟體將面臨主權信用不斷下降的風險。
從現在看未來,第六種風險是通脹風險從隱性風險漸變為顯性風險。2009年下半年,全球經濟的重要特征是通縮風險與通脹風險的并存,10月以來,市場對通脹風險的擔憂相對加大。筆者認為,未來一段時期,特別是復蘇周期伊始,通脹風險將從隱性風險漸變為顯性風險。Niemira(1998)對1945-1992年間美國經濟周期的研究表明,物價形勢的轉折點往往出現在增長周期轉折點之后的5個月。可見,2010年第1季度可能將成為實際通縮向實際通脹轉折的重要時點和通脹風險漸變為顯性的時段,隱性風險是尚未形成實際壓力但需要政策層關注的風險,顯性風險則是已經形成實際壓力且需要政策層切實加以應對的風險。在這段漸變時期,實際通脹尚未形成,但通脹壓力卻不斷加大,表現為:一是全球房價上行速度加快;二是通脹預期不斷加大并可能自我實現;三是全球流動性持續膨脹,其跨境流動也將更趨頻繁,進而可能加大金融層面與經濟層面的“背離”。
從現在看未來,也許迪拜危機的所謂蝴蝶效應并不可怕,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全球經濟潛藏的一系列風險。也許,關注現在而不沉迷于現在,期待未來而不醉心于未來,保留適度謹慎才是防患于未然的理性選擇。
(作者:程實 來源:價值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