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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仕強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西方人從西方看地球，東方人從東方看地球，竟然產生兩種不同的看法。影響所及，形成東西方管理行為的差異。西方人觀察宇宙萬物，發現所有生物，都發端於一個基本細胞；基本細胞分裂寫二，二分裂為四，四分裂為八，這樣發展下去，終於形成植物、動物與人類。
 
中國人考察宇宙萬物，發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谷绱松�生不息，和西方科學所發現的事實，可以說完全一樣。
 
但是，進一步推究「一怎麼能生二」時，彼此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西方人認為「一個基本細胞分裂為二」的原因，是由于二構成一」（馬紹伯先生指出：二構成一，就二看，是兩種現象）。二構成一，當然很容易分裂為二。我國先哲也肯定「太極是陰、陽所構成的單元」，不過「二構成一」之外，尚有「一內函二」的用意（馬先生說：一內函二，就一看，則兩種現象皆發於同一本體，老子所謂「同出而異名」，正是如此）。
 
西方重視「二構成一」，總是以個體的對立看事物：公司有勞、資的對立；同仁有優劣的對立；企業生存競爭，亦有其沖突的對立。
 
中國古人體認對立固然存在，卻也相輔相成。如果由「一內涵二」的取向，不難發現「對立存在於統一」，所以中庸說：「萬物同時生長而彼此不相妨害，道理一齊實行而彼此不相違背。（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有公司才有勞、資的存在，彼此應該互信互諒；同仁間有優才顯得有劣，有劣也才顯得有優，大家應該互助；有同業的競爭，才能力求精進，必須合理合法以謀公平合作。
 
「二構成一」在管理上產生西方人「一切依據是非來判斷」的科學化行為。對就是對，錯即是錯，相當簡單明了。西方管理，喜歡問：「Which is right? A or B?」而他們的答案，往往都很肯定，不是「A is right」，便是「B is right」。若是「A is right」那麼A就成為共同遵守的標準；如果「B is right」，B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標準。他們把判斷是非的結果，明訂為公是公非，稱為「標準化」(用科學的方法，研究訂定事物的標準，并力求其切實施行)。為求組織成員，共同遵行既定的標準，自非「明言」一切說清楚不可。同時要求符合同一標準起見，於是明訂為制度。大家一體遵行制度，叫做「制度化」。制度是企業組織所有成員一切分工合作的基本規范，是管理的出發點。任何成員，其行為合乎制度的即為「對」的行為，否則便是「錯」的行為。前者為組織所歡迎，後者則為組織所不容。
 
A和B之間，有一條直線，表示A大於B則A對；B大於A即B對。是非有所爭執的時候，采取「多數決」的民主方式，居於A和B的彼此「制衡」，來決定孰是孰非。爭執獲得協議之後，立即修訂原有的制度，成為今後未再度沖突之前的標準。西方的「二構成一」觀點，形成他們的「制衡思想」麥展為「經由談判，分出大、小或是、非，以便共同遵行」的「制衡行為」。
 
這種行為，其理論基礎乃是「個人主義」�！刚勁小怪浮笣M足各自的需要而進行的交易」，「是非」在確立個人的權利與義務，而「制衡」則在維護并增強個人的權益�！敢粌群�二」在管理上也產生中國人「圓滿重於是非」的人性化行為。我們常說：二這樣做對是對，可惜不夠圓滿�！箍梢姟赴咽虑樽鰧ξ幢鼐褪前咽虑樽龊谩梗�中國人要求「把事情做好」，而非僅止於「把事情做對」。
 
中國人當然也問：「甲對或是乙對？」只是答案很少是「甲對。」或「乙對�！箙s多半是「甲對，乙也不見得錯�！够颉敢义e，甲又對到那里去？」除非實在是十分明顯而簡單的事情，否則我們總覺得「是非難明」！中國人重視是非，卻更了解粗理很好講，任何人開口便可以說一大堆道理；細理不好講，仔細推敲起來，每一個人所說釣道理都存在著若干疑難；微理很難講，再深究下去J到了十分精微的地方，似乎永遠說不清楚；玄理猶可講，沒有辦法當中，往往會祀道理說得玄而又玄；妙理不可言，真正的道理「多半妙不可言」，同時覺察「語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種溝通的障礙」，因而非常謹慎，不敢擅下判斷。所以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
 
相信資深的主管，都有這種經驗：某件事情出了差錯，關系者一共只有甲、乙、丙三人，但是甲說得理直氣壯，乙、丙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常常指責中國人愛說理由，個個都是找藉口專家，弄得主管左右為難，不知誰對誰錯，實在與「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有相當密切的關系，因為道理人人會講，是非卻很難明斷！我國的太極圖象，并非憑空玄想而來。太極代表「圓滿」，根本上是一主體。在此同一主體內，產生「是」「非」兩種相異的現象�！复艘嘁皇欠�，彼亦一是非」，成為中國人的一太極思想」，發展為「聽一句話，要先問清楚究竟是誰說的，以便決定是否遵行」的「太極行為」。
 
這種行為，其理論基礎即為「交互主義」。中國人既不完全奉行個人主義」，也不完全奉行「集體主義」；中國人既有「個人主義」思想，又有「集體主義」思想。常聽到中國人說「輸人不輸陣」，「團結起來才有力量」，但是語猶在耳，他麥現情勢不對，率先溜之大吉。然而卻有人說到做到，臨陣絕不脫逃，至死不渝的。中國人的原則，完全居於「看你對我如何，我就如何待你」的「交互」性，通俗的說，叫做「彼此、彼此」。我們放眼看去，宇宙萬物無一不是圓弧形的。凡直線形的，都是「人為」的，而「人為為偽」，形式化的東西，中國人比較不喜歡，其道理在此。
 
太極思想，彼此之間不是一條直線，卻是陰陽對稱，淳涵渾樸的圓弧曲線，形成管理上「不明確」的「分寸」。中國人必須害自把握自己應守的分寸，無過與不及，的確相當困難，儒要歷練與智慧，因此有些人十分厭惡，甚至到了怨恨的地步。日本人學習中國文化，便是由於智慧的限制，無法變化自如，所以學到後來，既沒有曲線，也沒有直線，只剩下一個圓形的外殼。日本人自稱「大和民族」，說起來就是「過份求圓滿」，形成「太順的『事大主義』」�！柑�順」的部屬，絕對服從的結果，固然有利于力量集中。但是，萬一決策有重大的錯誤，而此一決策者又「大而有力」，則大家盲口服從，勢必害己害國。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盛行，自殺飛機愚行，大屠殺蠻行，不就是最好的證明？日本人為了尋求「大和」，往往弄得沒有是非。他們一心一意追求利益，成為世人輕視的「經濟動物」。「日本第一」中蘊含著重大的危機，因為他們缺乏適當的制衡，活像一輛煞車不靈的汽車，走順路時很愉快，危急時真不敢想像。
 
「大和思想」發展為日本人「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一切為團體榮譽而努力」的「大和行為」。其理論基礎即是「集體主義」。太極行為的根源，是「人性」。凡人皆有喜怒哀樂之情，未發時謂之中，發而中節便是和。中國人所講求的「和」，是「用」的一種境界，而其「體」則為「中」。體不離用，用不離體，其間的不同，只在已發與未發。未發的「體」，沒有不善的；已發的「用」，便有善有不善。中庸特別指出「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就是說明我們所追求的「和」，乃是已發的善的情，而摒棄了不善的情。
 
成中英先生以孔子「一以貫之」的縱貫和橫貫兩種關系來解釋「持中致和」的道理。他說：『和』是橫的一貫，『中』是縱的一貫。文化本身應該有中與和的道理，這是中國哲學最基本的智慧�！刮鞣饺�，特別是美國人比較簡單，凡事只要想到自己的權益，「不要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每一個人都為自己而爭，最後總能達到制衡的結果�！競�人獨立，個人自由」所產生的個人行為，因利害關系相結合，「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成為美國人堅強的信念。
 
日本人也相當單純，凡事只須顧及對方，比比「究竟誰比較大？」你大我聽你的，我大你聽我的。這種「上級生」精神，成為他們的行為準則。
 
中國人就很復雜，不但想到「我」，還要顧及「你」，更不能忘掉「他」。我們上下、左右、前後都必須同時詳思熟慮，面面俱到，才不會不知不覺中樹敵，招來無窮的後患。在橫的方面，要「和」，對任何人的感情，都應該發而皆中節，保持恰到好處的人際關系。在縱的方面，要「中」，對於人事的處置，應該有自己的原則，時時刻刻都不離這一根本。中國人不能不堅持原則，否則人家會批評他「沒有定準」、「缺乏制度」甚至「胡作亂為」。
 
堅持原則又不能到處得罪人，弄得雞飛狗跳，妨害安寧。「持中致和」即是既要堅持原則又能和諧相處，所以「和」就是廣結善緣，用「廣結善緣」來「堅持原則」，既會做人又能做事，叫做「致中和」，乃是真正的圓滿。不能致中和，結果必然「和稀泥」。今天大家由於痛恨和稀泥而怪罪致中和，有似「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未免因噎廢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