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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為一個經濟體，制定經濟政策不應該以官員升遷為重，而應該看13億人的生活是否提高。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造福民眾，還是要維護少數人的權力？
 
2015年中國GDP同比增長6.9%，創25年來的歷史新低，各種刺激政策也難見成效。嚴峻的經濟形勢讓許多人士焦慮不安，也不斷有人提出各種建議以拉高GDP增速。
 
“我們不應該千方百計去提高GDP增速。”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副院長黃亞生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應該著力分析深層次問題，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國長期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
 
黃亞生教授出生在一個紅色世家，上世紀80年代初留學美國，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在國際學術界上，他比較注重實證研究，不但參與了中國經濟拉美化的討論，也最早提出關于中國與印度發展模式優劣的“龍象之爭”的討論。另外他在MIT創辦了中國和印度實驗室，目的是幫助兩個國家的中小企業提高管理水平。
 
黃亞生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是“L”型增長，降了一個檔次，但仍然維持較高增長速度;另一種是階梯下行，不斷走低。
 
“刺激不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改革。”在黃亞生看來，中國不能再依靠刺激政策，否則風險積累就會越來越大，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概率就會越高。
 
黃亞生贊賞中國政府提出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不過，他認為，創業創新的最大意義，不是像大規模投資那樣拉動GDP，而是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改變社會環境。
 
“‘中國模式’的優勢喪失殆盡，中國特別需要‘創新的創新’。”黃亞生近日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如何充分釋放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將是中國應對諸多挑戰和捕獲發展機遇的關鍵。”這也是黃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王丹和張世偉，在他們的新書《創新的創新：社會創新模式如何引領眾創時代》中提出的中心觀點。
 
 
 
“‘中國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財經》：目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許多人士憂心忡忡。作為長期關注和研究中國問題的經濟學家，您怎么看中國經濟形勢?
 
黃亞生：中國官方公布的2015年GDP增速是6.9%。在任何一個國家，這都是一個不得了的成就，可是為什么這么高的增速還造成了這么大的心理壓力?有幾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數據本身存疑，現在沒有辦法證實或證偽;第二種可能，維護社會和政治穩定要求這么高的增速。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說明體制本身缺乏效率;第三種可能是，經濟發展質量有問題，高增長并沒有帶來民眾福祉的相應提高。
 
我們不應該千方百計去提高GDP增速，而應該著力分析深層次問題，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國長期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
 
《財經》：可是，許多人士很迷戀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認為它是中國經濟發展成功的根本所在。
 
黃亞生：我一直認為，“中國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盡管這種增長模式維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長，但它基本上是靠投資拉動，追求大規模，而且集中在很窄的幾個領域。
 
一般來講，一個好的經濟結構應該是多樣化的、風險分散的，以中小企業為主。從全球經驗來看的話，最有活力的是中小企業。中國這么一個大國，增長點過于集中，以大型國企為主，必然導致產能過剩。
 
這么多年來，中國一直沿著這條路走。其實，2008年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反思和改革機會。
 
《財經》：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依靠海量投資，將GDP增速保持在8%，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
 
黃亞生：那時也正是“中國模式”最響亮的時候。以前還不怎么公開鼓吹“中國模式”，而是強調中國有自己的獨特性，你們走你們的，我們走我們的。2008年以后，認為“中國模式”比西方要優越，甚至認為中國可以取代美國。結果，中國沒有抓住改革機會，反而加強了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而且變得對這種模式更自信。
 
其實，中國的4萬億刺激政策的效應持續時間很短，到了2010年頹勢就已經顯現出來。即使此后不斷刺激，效果也越來越差。
 
《財經》：本屆政府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認為中國經濟處于“三期疊加”：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不過，人們的認識似乎并不統一，在應對政策上有些搖擺不定。
 
黃亞生：認識不是主要的阻礙因素。政府總是愿意做那些能體現政府優勢的事情。比如為什么強調什么大規模城市化、強調國企?因為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政府的優勢就更能夠體現出來。
 
到處在講“調結構”，可是“調結構”的主語不是市場，而是政府。生產之所以過剩，就是因為沒有按照市場邏輯去安排生產。化解產能，應該退出的就退出，應該破產的就破產，政府要做的不是規定哪些行業和具體企業應該退出破產，而是要保證企業破產以后不會形成大規模的社會沖擊。
 
政府認為哪些行業投資過熱，就來調整;政府認為哪些領域投資不足，就大力投資。仍然是這樣一種思路：過去做A，現在A做不了，就做B吧。從來沒有反思，A和B應不應該做。我覺得特別可悲的是，這么多年，很少有人問：為什么我們總是走在這個怪圈里?
 
《財經》：這就是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所說的“路徑依賴”吧。
 
黃亞生：中國不是“路徑依賴”。“路徑依賴”的嚴格含義是：目前的路徑不見得是最好的，但是實行成本低。過去中國發展模式并非成本最低，其實是有很高的成本。而且“路徑依賴”是技術概念，中國的問題都是制度層面上的。
 
過去GDP高速增長，跟老百姓的收入相關性不大。在我看來，追求GDP本身沒有意義，可能只對地方官員升遷有用。但是作為一個經濟體，制定經濟政策不應該以官員升遷為重，而應該看13億人的生活是否提高。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造福民眾，還是要維護少數人的權力?大前提不變，就很難有空間，其他問題都是技術性的。
 
除了體制，還有外在沖擊。過去中國面臨的外在沖擊，比如WTO、全球化，都是正面性的。
 
《財經》：正是由于WTO、全球化，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從第三世界購買原材料加工，然后賣給世界，生產和消費是分開的。
 
黃亞生：那是2008年以前，現在形勢發生了變化。目前世界處于第四次工業革命——信息革命階段，世界經濟分布已經多極化了。不再是全球生產集中在一個地方，而是一種分布性生產：市場在這里，生產也在這里，生產跟著市場走。這對中國來說是巨大挑戰。
 
“刺激不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改革”
 
《財經》：最近有經濟學家呼吁中國需要像2008年一樣，再來一次大規模的刺激，大力投資，您肯定不同意這種觀點吧。
 
黃亞生：中國還需要繼續刺激嗎?許多投資都是浪費的，不能夠產生長久的經濟發展活力，是不可持續的。投資起兩個作用：一個是提高當期GDP，一個是提高將來GDP，提高潛在生產力。那些浪費的項目可以提高當期GDP，但對將來的GDP沒有任何正面影響。經常有媒體報道，某地剛建一個樓，又給拆掉了，這就像挖了一個坑，又給填了一樣，這對現期的GDP有意義但對將來的GDP沒有任何意義。
 
中國各地建了那么多基礎設施，如果不有效使用的話，基礎設施本身是不產生經濟效益的。基礎設施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但是在中國模式下，基礎建設的主要作用是促進當期GDP，主要在于建設，而不是使用。
 
《財經》：不過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得益于基礎設施好，尤其是和印度比較的時候。不少到過印度的人都說，印度基礎設施很差，道路難行、電力供應不足等，都是影響其發展的“短板”。
 
黃亞生：其實回到中國歷史場景上看，完全相反，是因為經濟增長了，然后導致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比如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到處是“交通瓶頸”，就是因為經濟發展起來了，發現沒有路，然后趕緊修路。
 
印度看起來似乎缺乏基礎設施，到處擁擠。從建設的角度講，印度確實沒有去增加當期的GDP，但是各種基礎設施都在使用，使用就降低了成本。基礎設施短缺，在短期內可能會產生摩擦，要路沒有路，要碼頭沒有碼頭，但修路、建碼頭都是根據市場需求安排的。短期內可能供不應求，但從長期來講，效率非常高。
 
《財經》：在您看來，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原因?
 
黃亞生：對。如果說基礎設施導致了經濟發展，那么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溫州有什么基礎設施?直到很久以后才開始建橋修路。
 
所以，我從來不認為，基礎設施建設本身會成為發展的瓶頸。在印度，基礎設施建設絕對是符合市場要求的，不會浪費資源。而中國呢，看看許多地方政府主導建設的寬馬路就知道，市場沒有對基礎設施建設起到應有的導向作用。
 
《財經》：多年以前，您講印度發展優勢，包括中國和印度的“龍象之爭”的問題，現在是否有了結論?
 
黃亞生：2015年印度經濟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中國。我在講“龍象之爭”的時候，印度GDP增長速度遠不如中國。大家只看GDP，我從綜合指標的比較中，看到了印度發展模式的優勢，得到了自己的結論。
 
有些人批評我，你只看到印度的成就，沒有看到印度的缺點。恰恰是因為我看到了印度的一些缺點，所以我才對它的發展模式有信心。
 
《財經》：對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走低，有的認為是周期性現象，過后還會回到高增長;有的認為是長期趨勢性，高速增長階段已成過去。您同意哪一種看法呢?
 
黃亞生：我覺得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是周期性現象;第二種可能是L型增長，降了一個檔次，但仍然維持較高增長速度;第三種是階梯下行，不斷走低。
 
第一種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另外兩種可能，取決于中國有沒有體制上的調整。對中國經濟前景進行預測很難，因為我們不知道政府要干什么。
 
《財經》：盡管說未來不好預測，但是我覺得，不管怎么出牌，都沒有辦法長期違反市場意志。比如，近幾年雖然不斷出臺各種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但刺激政策效果遞減，到2015年已完全不起作用了。
 
黃亞生：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中國實行的根本不是凱恩斯主義政策。根據凱恩斯主義，在人們普遍信心不足、投資有外部性的時候，才需要政府投資，起領頭羊作用，增加民間信心，但是絕不能代替私營企業。
 
中國問題并非如此。私營企業想發展，想進入這個行業、那個行業，投資熱情一直很旺盛。中國的許多投資，本來應該由私營企業、民營企業來做，現在由政府或國營企業去做。各個行業都有“國進民退”現象，政府起到的不是帶動作用，而是“擠出效應”。
 
更重要的是改革。當年羅斯福實行凱恩斯政策的時候，不是簡單地增加支出，而是力推各項改革，社會保障體系、金融保險制度等等，都是那時建立起來的。所以，刺激不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改革。
 
《財經》：中國經濟的出路在改革，不在刺激。
 
黃亞生：加強刺激造成的結果就是國家資產負債率過高，杠桿率越來越高，若不消化，風險積累就會越來越大，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概率就會越高。有些國家在這個時候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中國沒有這方面的改革舉措。
 
說實在的，我也不認為國營企業一定要私有化。關鍵是要有一個比較自由的體制。如果是在自由體制下，人們選擇了國有企業，只要是人們自由的選擇，也未嘗不可。保留國有企業也可以，前提條件是經濟上放開，讓民營企業自由進入經濟領域，有足夠的金融支持，有足夠的法律保護。
 
“中國需要‘創新的創新’”
 
《財經》：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需要更多地依靠創新驅動，這已經成為共識。因此，中國政府大力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黃亞生：這是一個進步，至少比過去那種一味追求“世界500強”的做法要好。不過，如果想依靠創新創業拉動GDP，肯定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對此不能心存幻想。“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不會像大規模投資那樣拉動GDP。
 
有研究表明，創業成功的概率很低，真正的突破性的科技創新也很難得。創業創新對社會和經濟的主要影響，在于推動人們價值觀念的改變。因為創業創新的人更加重視自我，要實現自我價值。
 
《財經》：中國現在很缺乏這種價值觀念。很多大學畢業生競相去考公務員，或者到跨國公司去就業。
 
黃亞生：所以從長遠來講，創業創新對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很重要，也是改變社會的一個重要渠道。創業者可以提升自我價值，而不是進入體制里面去討一口飯吃。一個社會里，如果很多人創業，就會對政府形成壓力，使得政府致力于改善法治、保護知識產權。
 
所以，我非常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只是支持的理由不同而已。我并不看重創新創業本身對GDP會帶來什么。如果創新創業能夠促使政府采取措施改善法治、保護知識產權，這是最大的貢獻。
 
《財經》：也就是說，創業創新的最大意義，是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改變社會環境。
 
黃亞生：對，一旦人們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需要聽從別人的安排，就有可能把過去那種被動型的大政府、小社會，變成了主動型的小政府、大社會。這才是最有意義的。
 
長期以來，我們對創新的理解有一些固定的思維，即創新就是高科技，源于科學家、工程師以及少數精英，但是這與當今全球創新的趨勢不一致。在當前，我們首先需要的是“創新的創新”。
 
《財經》：“創新的創新”主要含義是什么?
 
黃亞生：所謂“創新的創新”，是對過去那種創新模式的創新。以往，創新是“高冷神秘”科研機構的代名詞，相對封閉、自上而下集中決策的傳統創新體制依然是包括美國和歐洲國家在內的國家主導式創新。這種模式還是有它巨大的能量和作用的。
 
但是，在第四次工業化時代，失業、貧富差距、大學破產潮、社會階層固化、環境惡化、老齡化這些都是全球性問題，是新時代的大挑戰，單靠某些國家、政府或企業已無法解決，傳統創新模式也顯得力不從心。
 
社會創新就是對創新進行創新的新模式。區別于傳統自上而下、相對封閉、保守的創新模式，目前，一種眾人參與創新、更加開放、由下而上自發的社會創新模式在各個領域悄然興起，并在整個社會的創新活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財經》：那么創新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呢?
 
黃亞生：創新不斷改變著全球資源配置的原有法則。改革開放后，經過30多年的“趕超戰略”，中國不斷引進技術和資本、擴大產能，通過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制造環節，幾乎重構了全球工業格局，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
 
未來科技創新環境給中國帶來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這是一次真正依循生產力內在邏輯、以創造性為最終價值的變革。這一變革有可能顛覆既有的國際分工格局，令壓低勞動力、資源、環境等要素價格，并不斷擴大產能、依賴外需的“中國模式”的優勢喪失殆盡。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特別需要“創新的創新”，需要對創新方式、組織、過程和方法進行創新。
 
《財經》：對于創業創新，政府應該做什么呢?
 
黃亞生：政府現在做了很多補貼，沒有必要。創業是高風險的事情，政府直接出錢支持某些所謂創業創新的企業，就等于自己把創業的風險承擔下來了。
 
中國政府有很強的號召力和組織能力，但鑒于社會創新的特點，其鼓勵社會創新的方法也應該有所不同。降低創業創新者的政治風險、政府減少人為設置的障礙、為創業創新者創造個自由寬松的環境，可能比直接號召、組織和搞運動式的做法更加有效和持久。
 
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曾說，“中國的奮斗就是世界的奮斗。”我們沒有理由不參與其中，并為貢獻一份力量而感到振奮。如何充分釋放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將是中國應對諸多挑戰和捕獲發展機遇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