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長林
東南亞金融危機和之后爆發的能源危機、美國的次債危機，和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等，無疑在人類經濟學人的頭上重重地打了一棒子，它瞪著斗大的眼，氣勢洶洶地告訴世界，一定有以下事實的存在——即一切形式與意義上的由人類所“發明”的經濟學、管理學從此不再奏效，取而代之的，一定是、必然是一種全新意義上的經濟學、管理學新款式。那么，它究竟、到底是一門什么經濟學、管理學？在筆者尚未支出之前，讀者不妨先確認一下，到目前為止，西方所謂的經濟學、管理學已經找不到“廟門”了。
日前，筆者在《價值中國網》上看了一篇由張五常教授寫的文章，其題目大意是《學經濟學，到中國去》。說實際的，我沒有時間看，但從題目上看，它應該是一篇好文章，因為張教授終于看到了“經濟學的本質”。
誠然，這倒不是說我們中國的管理已經成為世界管理界的主流，而一定是由于我們中國正處于一個“管理創新的新時代”——因為具有創新能力的經濟學、管理學從來就沒有成為“主流”過。過去如此，現在亦如此。于是，有問題需要回答，就是筆者憑什么說“中國式管理”業已進入“管理創新的新時代”？難道，中國企業、國家的的管理是全世界最新的嗎？既然如此，筆者的上述結論又是怎么得出來的？是拍腦瓜杜撰出來的？
為此，為了把這個問題給大家講清楚，筆者就需要給大家介紹一下，正在中國經歷的一場經濟學、管理學的“大陣痛”的現象。什么叫經濟學、管理學大陣痛現象？毫無疑問，它就是指在一種新經濟學、新管理誕生前、分娩前那一時刻所表現出來的現象。這是因為，用傳統經濟學、管理學思想與方法都沒有力氣解決上述經濟社會問題了，出現了“資本資源化”的大趨勢。歷史上有具有針對性的、能解決了“資本資源化”的問題的經濟學、管理學嗎？如果一個產品注定是一種滯銷貨的話，就算能把其成本給降下來，請問，這種經濟學、管理學的意義何在？
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么，中國經濟、世界經濟的問題又出在了哪里？為什么會與經濟學、管理學的研究嚴重背離？現在，筆者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問題就出在，無論是經濟學還是管理學，其研究對象均已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表現為無論是哪個國家的資本，在生產過剩的前提下，其悉數成為了“其資源的奴隸”。什么叫“其資本悉數成為了資源的奴隸”？簡單地說就是“資本的命運并不掌握在資本家的手里，而被掌握在了資源家的手里”。這種情況在中國尤為突出，而在歐洲等發達國家，亦不例外也。
于是，如何“控制資源”而不僅僅是“控制資本”的“新經濟運動”，便在世界各地迅猛地鋪開。歐盟國家的政府總理、總統、政要為什么要扎堆地往中國跑？難道是因為中國人有比他們更加雄厚的資本嗎？否。既然如此，他們跑到中國在找什么、干什么？毫無疑問，是在找中國的廉價資源——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廉價的生產制造資源。因為用相同的資本他們絕對制造不出來，其已不再具有競爭力。當然，中國如果能給他們再帶去廉價的“資本資源”，那當然是更好的事情了。
以上事實證明，筆者在十多年前就已經發表的那兩篇文章標題上所闡釋的思想已形成事實——《人類已進入資源主義新時代》和《人類已進入聚變經濟新時代》。什么叫科學預測，不能被驗證的能叫“科學預測”嗎？但令筆者也沒有想到的是，資源經濟、聚變經濟會來得這么快！排山倒海之勢也。筆者為什么要討論這個問題，因為筆者想引出一個結論——聚變管理的對象就是聚合各種資源的過稱！記住，是過程，而不是簡單的疊加。
誠然，要想對各種資源進行聚合需要首先了解“被聚合資源”的性質與作用，否則即便人們擁有大量的經濟社會自然資源，也沒用也！于是，便產生了一門新的經濟學，它的名字就叫“管理經濟學”。什么叫“管理經濟學”？當然是“從對企業經濟社會自然的管理中得到經濟社會效益”的一種經濟學門類。這樣，管理學便從此跳出了“企業管理”的小圈子，而成為了一門更加大的經濟學問——經濟聚變、資源聚合、資源與資本聚變……
但是，如果不能把“經濟聚變”或“聚變經濟”的思想、文化、概念加入到經濟學、管理學的研究對象中的話，那么，就沒有所謂的“管理經濟學”，更不會有“聚變經濟學”和“聚變管理學”，因為其缺乏或者說其壓根沒有“管理對象”者也，而只有把“資源聚合”或“資源整合”或“資源聚變”的“研究對象”加上以后，“管理”才能獲得“經濟學”本質！誠然，管理是一種程序，而程序又怎么會發生聚變？
歷史上，從來也沒像今天一樣給“管理學”與“經濟學”聯姻的這么好過的，因為歷史上的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僅僅局限于“資本”，而不是資源；而現在不同了，它是以“資本”與“資源”整合為研究對象的，因此，其前程、價值一定是無量的。究竟有多大？十倍、百倍、千倍、萬倍？筆者實在是想象不出，但有一點絕對是可以預測得出來的，那就是，它是“用很小的資源資本就能產出生無窮大的經濟社會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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