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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古代定都看集團管控難題 |
| 信息發布：企業培訓網 發布時間：2015-6-26 10: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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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著名管理咨詢專家、中天華溥首席專家 張宏波
如果你要研究歷史，會發現中國古代都城的位置大多集中在帝國的北方邊境地區，如西周、秦、漢、唐定都長安，元、明、清定都北京，這兩個都城在中國古代的都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建都時間長，所歷朝代在中國歷史中也相對重要。其北邊不遠處即為現在的內蒙古地區，而在古代，這一地區歷來為草原游牧民族所占領，不在中原民族的控制范圍之內。即使是北宋建都開封、南宋建都臨安，那也是因為北方游牧民族的統治邊界南移，因此兩個都城也基本都緊鄰王朝北邊不遠的國境線。
國都緊鄰國境線是中國古代建都的一個基本規律，但同時帶來的一個問題是，這樣的都城極易受到來自北方最強悍游牧民族的攻擊，游牧民族的快馬可以在日夜之間就直逼都城，威脅帝國中樞。為了抵御這種隨時而來的強悍攻擊，帝國在多個時期修建了萬里長城以資防御，長城南側是繁華的帝國首都，而一墻之外就是覬覦著帝國繁華，隨時準備發起進攻的野蠻游牧民族。
歷史也多次證明，在中國帝國時代，當時所謂華夏正統王朝的都城，不止一次受到過來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攻擊，其中最慘的一次就是明朝的英宗皇帝不幸成為了蒙古瓦剌部落的俘虜。而在明末的崇禎皇帝時期，北京城更是多次受到來自帝國東北部建州女真的攻擊，自邊境線出發，女真騎兵甚至在一天之內就能飛奔至北京城下，從而給空虛的都城防守帶來極大的壓力。
這就給我們帶來一個很大的疑惑，對于國內地域寬廣的漢民族來說，歷來不缺乏國土面積，在冷兵器時代自古就擁有極強的戰略縱深，如果在遠離北方游牧民族的內地建立都城，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游牧民族在短時間內直接威脅到帝國核心。畢竟對于游牧民族來說，搶班奪權不是其發動侵略的主要目的，他們之所以南下，大多數是由于其時風不調雨不順，草原生活難以為繼，南下為了搶奪糧食，一旦得手就會馬上后退。從另一方面來講，自從唐宋以后，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經從北方逐漸轉移到南方，此時的北方由于連年的戰火與環境破壞，其經濟生產已經不能支撐帝國首都龐大的開支，帝國中樞的主要開支都要遠道從南方運來，從而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無論從軍事角度分析，還是從經濟角度分析，古代帝國的定都都是一個非最優選擇，甚至可以說是最差選擇，但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結果呢？要解釋這一問題，讓我們先來做這樣一種假設。
如果帝國都城選址不在緊鄰游牧民族的邊境線，而是退回到更加安全的內地，這樣皇帝就可以依賴戰略縱深保護都城。凡是游牧民族的入侵，都不會直接威脅到皇帝的安全，即便是邊境城鎮被一舉突破，皇帝至少還可以利用帝國的戰略縱深進行一步步的抵抗，同時利用漢民族的反夷情緒來將侵入者趕跑，用毛主席的話說：讓敵人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浪潮中。但這種方法同時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由于都城內遷帶來的防御空白由誰來填補，總不能任憑游牧民族在邊境線上任意內外馳騁，那么大國顏面何存，百姓何所依附。所以，利用戰略縱深來防御外敵入侵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堅壁清野，拒敵于國境之外才是根本。一般情況來講，國家會派勇猛武將持重兵來鎮守邊關，防止游牧民族突破邊關后長驅直入，這種邊關重鎮一般稱為“邊鎮”。如果要使邊鎮能夠承擔起阻止外族內侵的重任，必須配以重兵，但是這就會帶來邊鎮擁兵自重的風險。一旦朝廷中樞薄弱，邊鎮守將心存異心，有心自立，揮兵倒戈，造成的后果必然比游牧民族更嚴重，東漢末年的戰亂和唐朝的安史之亂都是因為邊鎮擁兵自重、揮兵南下，從而給帝國生存帶來沉重打擊的鮮明案例。所以，帝國中樞即便不用防范外族入侵，同樣需要手握重兵以震懾邊關重鎮，以防內亂。
在帝國都城位置的選擇時，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兩個約束性條件，其一是無論帝國定都何處，都必須在緊鄰游牧民族的邊境上駐扎重兵，以防外敵入侵，不然必然造成游牧民族策馬揚鞭，長驅直入，對帝國的腹地造成重創。其二是都城是帝國中樞的最后防線，一旦被人突破都城，皇權將要更替，這是皇帝的心理底線，因為即使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淪陷了，只要保著京城不破，皇帝在位，自有東山再起之日，中國歷史上從來不乏這樣的例子，因此京畿之地自古是最重要的防御重點，也必須駐扎重兵，而禁衛軍也歷來是帝國軍隊中戰斗力最強的部分。
如果選擇定都內地，而在邊境駐扎重兵以防外族入侵，那么帶來的一個最大問題是朝廷同樣需要在京城駐扎相同數量的守軍，以防邊鎮變節起義，突襲京城，而這種邊兵的起義給帝國帶來的沖擊最強大，最容易造成王朝更替。因為邊兵也是華族，改朝換代更容易得到民眾的接受，而往往邊兵發動政變的原因都緣于在位王朝比較腐敗，造成民不聊生，邊兵將領以替天行道、王朝氣數已盡的口號作為起義的意識形態保證，造成的破壞行后果反而會比夷族入侵更為徹底，更容易得到民眾認可。歷史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曾經有過多種方式來避免外將起義給帝國帶來的風險，包括唐朝的府兵制度（戰爭時兵從府征，將從朝派，將與兵之間沒有裙帶關系；戰爭結束后，兵歸于府，將歸于朝）、宋代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制度（兵駐于邊，遇到外族入侵朝派出將，兵與將互不相識）等等，甚至發展出宋代文人將兵的極端制度。但是這些軍事組織制度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戰斗力的下降，唐朝在初期就面臨著府兵制改為募兵制的強大挑戰、宋朝更是因為軍事組織戰斗力低下帶來了整個王朝積貧積弱的現象。
因此，邊境防守與京畿防守分開的定都模式必然帶來帝國總部對邊鎮的異地管控問題，在當時信息技術極為落后的情況下，長距離遠程管控給帝國中樞帶來極大的挑戰，當時最快傳遞信息的方式是快馬，往往邊境的軍事信息送到中樞需要十天左右，再經過決策后往往一個月就過去了，這樣會大大降低決策的有效性。而邊境軍事形勢瞬息萬變，敵人的騎兵不會等我們的決策，因此需要邊鎮在第一時間做出軍事防御反應，并且應該手中握有一定數量的精兵，并且有適度的調集兵將的權力，遇緊急軍事情況時以資抵御。但是邊鎮守將到底應該具備何種程度的權力卻是一個難題，權力放的過大會造成邊鎮擁兵自重，權力收得過緊造成帝國戰斗力低下，形成典型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管控困局。
而京城安置在邊境沿線，將使得而邊境防御與京畿防御有效的結合起來，最大程度解決帝國管控中的難題。這樣帝國只需要擁有一支最精銳的部隊，同時防守著都城與邊境，統管軍隊的太師是名義上最高的軍事長官，將軍隊按照單位進行細分，由其來調動每支細分軍隊的控制權，而太師除遇到重大軍事事件，并不會親自出征，而是一直守在皇帝身邊，皇帝能夠有效的將其控制，不會帶來傭兵自重的風險。這種管控思路的確定可以從中國古代都城遺址變遷的順序得到證實，在周、秦、漢、唐四個主要朝代，帝國受到最大的外族威脅是來自西北的突厥與匈奴，所以當時的京城定都在更接近他們的長安，以便防守。而到了宋、明、清時代，帝國受到最大的外族威脅是來自正北方的蒙古、女真、契丹和來自東北的建州女真（滿族），所以后來的京城定址在中部的開封以及更靠近東北邊的北京。京城位置隨戰略防御重心的東移而隨之東漸，也體現了帝國統治者在不知不覺中遵循了這一思路。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之所以將京城定于更近于邊境線的位置，主要是從防御游牧民族的入侵來考慮，雖然其更容易受到外族入侵的直接打擊，從而時時處于危險境地，但是由于管控手段的缺乏，與害怕外族入侵相比，帝國統治者更害怕邊境守將擁兵自重，從而在帝國內部瓦解其統治。所以我們看到，帝國的定都自有其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管控難題，而并非僅僅是某些方士民間所述龍脈的緣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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